人能弘道

一、重新理解了博雅管理

1999年1月8日，接近90岁的德鲁克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责任’，归根到底，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对于什么是博雅管理，我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对于它的含义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同时又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说理解了博雅，就理解了德鲁克。这也是我参加本次学习的目的，希望借由对博雅的理解，更深刻的体验德鲁克的思想。何谓博雅技艺，在西方，博雅技艺（Liberal art 单数）这一说法源自“博雅技艺（Liberal arts 复数）”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拉丁名词“liberal arts”是源自古希腊和罗马，原意是“适合自由人”，在古希腊所谓的自由人指的是社会及政治上的精英，尤其是西赛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一切纪前后，在东方，这种教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通常的儒家教育。当时对博雅技艺的定义是一种技艺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学习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进行操练的技艺或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当时的这种训练意味着将公民训练成为社会的领袖，因此，博雅管理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行为和品格准则、知识和文本能力、对社会性价值和准则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能力，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约瑟夫.A.马洽列洛教授在其所著的《失落的管理艺术》导论）

在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只有贵族子弟（同样是社会及政治上的精英自由人）才可以受大学教育。春秋时期，孔子开始普及教育的先河，将教育普及至平民子弟的身上，无分贵贱，不分国界，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因此，平民也开始学习五经六艺，就成为当世的人才，很多诸侯国或大夫之家会聘请他们担任家臣。

博雅技艺要成就的，不是没有灵魂的专家，而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在这一点中，无论是古罗马人的七艺还是中国儒家的五经六艺，都体现了一种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想。其中古罗马的七艺是指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儒家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五经”的“经”是指永恒的道理，其中《诗经》代理文学，《书经》代表历史、《礼经》代表社会科学、《乐经》代表艺术、《易经》代表哲学。博雅教育的目的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而是通过几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的人格，或者说发展一种丰富的健康的人性。

儒家的教育理念是“君子不器”　，意思是：“君子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为政篇》2.12）在孔子看来，君子要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包括人格教育，人才教育和人文教育，即儒家的全人教育，这就是博雅技艺，其中人格教育是人生的基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1.6》）只有首先完成人格教育，有了入世的基础，才有资格继续完成人才教育和人文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博雅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社会中的人的通才素质教育。它不同于专业教育、专才教育，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考察了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和台湾的博雅教育后是这样总结的，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普遍称为素质教育，美国称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 香港称为博雅教育，台湾通称为通识教育。虽然对博雅教育的叫法不同，但是各方面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学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案例的对比和研究，我的觉察是，博雅管理并非是完全西方的舶来语，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这样的精彩，而在谈及真正的途径时，德鲁克先生早在其于中国管理者的致辞中就已经谈到了：“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

根植于中国的文化，首先当然就是儒家的文化。

二、找到了东西方的共鸣

所以在本次系列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去拜读美式的案例，同时也在研究儒家思想与其关系，慢慢的整理出自己的一些心得，我发现在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上，他们有很多的相同：

第一、他们都关怀社会。

无论是孔子还是德鲁克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整个社会的脊梁，念兹在兹，始终关怀社会，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做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始终期待一个功能社会的诞生，哪怕是尚可容忍也要去全力争取，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健康，也因此，德鲁克才会将注意力放在了一个叫做管理的领域，因为组织是社会的器官，而管理则是组织的器官，通过管理让组织发挥正常的功能，而组织的正常运作是社会健康运转的保证。

从这一点上理解德鲁克，虽然东西方文化基础不同，但是在关怀社会的层面，再次达成共识。儒家是关怀社会，德鲁克则将自己的定位成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在理论上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人文观念，在行动上则取得了大大的进步。

第二、写作的目的相同

德鲁克一生写了四十余本书，但从来都不是为了让自己有名而去写，他在为人类社会寻找一种可以摆脱强权政治的路径，为下一个社会寻找出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3年），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孔子终于回到故乡，他有感于周道衰微，壮志难酬，便将满腔心血都倾注在整理“六经”上，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同样不是为了出名而写，而是为挽救中国文明在设计图纸，同样是在为下一社会而写，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第三、同样反对战争

同样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德鲁克和孔子对战争持相同的态度：反战。孔子评论韶乐的时候说道：“美得无以复加，并且善得无以复加。”评价武乐时说：“美得无以复加，尚未善得无以复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这段话想表达的观点是：韶乐是称赞尧舜的音乐，尧欣赏舜之德而让位，因此歌颂尧舜的音乐是尽善尽美的，武乐是歌颂武王之事，纵使武王有德，但他发起革命，以武力获得天下，所以评价武乐也未尽善，从这可以看出孔子是不希望革命的。

德鲁克也是这样的观点，从德鲁克第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在写《工业人未来》这本书的时候，欧洲已经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美国还没有参战，德鲁克为这本书的序言写道：“如何才能捱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本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惟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

所以他们都关注一个社会的连续性而反对暴力革命。

第四、同时热爱学习

他们都是热爱学习的人，孔子说自己“学尤不及，犹恐失之”，他学习《易经》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德鲁克自己说自己“每过三四年，我选择一个新的学科。例如，统计、中世纪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要精通一门学科，3年时间的学习是绝对不够的。不过，要了解一门学科，3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所以，60多年来，我坚持一次选修一门学科。这种学习惯不仅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迫使我接触新学科、新学说和新方法，因为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有不同的假说，并且釆用不同的方法论。”

第五、正确对待利益

儒家对待财富的真正态度为涩泽荣一所特别看重而却为大多数人所误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强调的是正确的方式，涩泽荣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合一”思想，这种思想就像那本《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对西方世界财富观的影响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的财富观，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德鲁克同样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对待利润的正确态度。

除此之外，他们都关注实践、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认为诚实和正直很重要，而作为个人，都们都享受人生的乐趣，热爱学习，珍惜时间等等。

三、小结

《德鲁克思想的管理实践》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CIAM）的院长的威廉.科恩，他是彼得.德鲁克高管博士项目的首批毕业生，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这样的段落：

“德鲁克将眼光放远，放到东方去寻找前进的方向，他将儒家的伦理学称作“所有伦理学中最成功、最经得起考验的一种”。长期以来，他一直对日本和中国保持着极大的兴趣，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是美国以外的唯一国家，他允许在那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家教育机构（即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研修学院），在儒家的伦理观念中，每个人需要遵循相同的原则，但是根据基于相互依存的五种最为基本的关系（五伦：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还有很多不同的通用准则。”

每种关系中的“正确”行为都有所不同，共目的是为了让关系中的双方获益最大，从本质而言，所有人相互之间都需要承担义务。这样一种理念显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认为的商业伦理道德不相符，在那些国家，只有一方需要承担义务，而另一方则拥有权利。

很显然，德鲁克推崇儒家的伦理道德，他甚至将之称为“相互依存的伦理学”。商业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伦理，就像是古代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写的那句话“prim nonnocere”，这是一句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第一原则，不作恶”。德鲁克先生认为，这一句简单的话，绝对应该成为所有商业伦理道德理念的基础，谷歌公司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伦理，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全球最具创新性的企业。

所以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打通了我一直以来对儒家思想和德鲁克思想的思考，坚信了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并愿意一路陪伴下去，将这样的事情发扬光大。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