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镜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不同的位置，透过不同的镜子，看着真理的影子。

这次博雅管理TTT的学习，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德鲁克（又不仅仅是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这个角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先从整体再到局部，先从源头再到支流，帮助我们对根源性的东西有了更多把握。以此为基础，再重新学习生产率、如何对待人、领导力等内容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在“知其然”之外，有了更多“知其所以然”的成分。

2、原点

德鲁克自我承认的身份，除了作家，就是社会生态学家了，管理学家或者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自己是不认的。他关注的，一直都是人，社区和社会，而最关键的，是对人的关注。他对人的同理心，对人的自由、尊严和发展的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而社区和社会，终归是人的社区和社会，社区和社会存在的目的，还是为了人。

一个人是关注人多一些，还是关注物多一些，不同的人是不同的，这背后是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具体到一个人，他（她）的世界观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亲身体验，可以是接受到的外部信息，但每个人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然后，世界观直接影响价值观。关于价值观，想到一个不成熟的公式，世界观×价值倾向=价值观。之所以说世界观影响价值观，而不是决定价值观，是因为我相信不同的人都有天生的价值倾向，这个倾向可以独立超脱于后天的洗脑灌输。洗脑灌输会影响，但决定不了它，这个倾向也许就是阳明先生口中的良知，也许就是一种先天的倾向，无从解释，也无需解释。

德鲁克的倾向，在他十几岁听凯恩斯演讲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他对人更感兴趣。但德鲁克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世界观）背景，也应该强化了这种倾向。

试想，一个对人深切关注，有着同情心的人，却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看到各种灭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他会想什么？他会想为什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到底病在哪里？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些灾难再次发生，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世界在发生哪些变化？怎样做才能避免社会的断裂，从而让社会里的人获得自由、尊严和整体的发展？德鲁克的一生，应该就是不断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断实践和探索的一生。

3、条件

人是存在于社区、社会中的人。社区和社会是否健康，直接影响其中的人是否健康。在一个集权专制、动荡破碎的社会中，人们想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什么发展了。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可以让人（群体的）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让人实现自我的发展呢？

这样的社会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这个社会本身的功能正常，个体成员在社会中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这个社会中决定性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合理性）。这三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另外两个都难长久。

4、功能

在一个由各种组织组成的“组织型社会”里，社会本身的功能正常，就需要这些社会的器官，也就是组织机构能够功能正常，而管理是组织机构的器官，这就意味着组织机构需要有效的管理来确保自己的功能正常。在德鲁克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管理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还并不存在，在德鲁克对管理的框架进行了梳理，并将相关的知识领域进行整合之后，现代管理学才正式诞生。

组织机构是由人构成的，组织中的管理工作，也是由人来做的，管理是关于人的管理。组织中管理者的管理职务如何设计，如何界定自己的责任、任务和目标，管理工作如何展开，他如何对待自己的上级、同级和下属，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是否有效，能否让他自己和同事们因有成就感而收获尊严，能否因承担起责任而享有真正的自由，能否因自己的有效工作而为组织的内外部顾客创造价值，因为让组织正常发挥功能，而让自己在社会中也发挥出功能，拥有真正的身份（不同于头衔和职位）。

5、人

另外，真正的管理，一定是将人这种资源（不仅仅是资源，人是资源，但又是最终目的）的价值最大化的管理。因为物质资源遵循着物质、能量守恒的定律，它的增值（它是否有价值本身又是由人来界定）完全取决于人类对它的加工，取决于人类对知识的运用。人的生产率，特别是人运用知识的生产率，才是组织机构竞争力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

人的生产率又由什么决定？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的受教育程度，工作与其长处的匹配程度，工作环境与激励制度的合理性，工作的清晰度和挑战性，在工作中对人的培养和发展，领导力的水平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组织中的工作者可以释放出多大的创造力和潜能，可以激发出多少服务客户、创造价值的善意，是获得了发展机会还是丢了发展机会。换句话说，组织结构对内部客户（内部工作者）服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它服务外部客户的能力，这在服务型企业中特别突出（服务利润链）。而且，知识工作者的性质不同于以往的体力劳动者，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在方法和原则上就有了它的特殊性（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6、权与责

就像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个人观点，权力在实质上，是控制力的不平均分布。这种权力，也许来自力量，也许来自文化传统，也许来自暴力机构，但根本上还是来自于人的认知。在有民主意识的人眼里，ZF的权力应该来自民众的授予，要受到民众的监督和制衡；在民主意识单薄，或者天天看帝王戏宫斗戏的吃瓜群众眼里，打天下坐天下没什么不正常；在政治观念淡薄的90、00后眼里，压根就不关心谁是当权者，有饭吃，有得玩，谁坐在“龙椅”上都无所谓。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权力是合法（更喜欢用合理，恶法之下，合法既罪恶）的？民主也好，专治也罢；选举也好，继承也罢，这些都是权力产生和延续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权力能否反映更多人的利益，能否对人们（人类）的持续发展有益。只不过，现实情况是权力产生和延续的方式会决定（并非只是影响）着它是否可能反映更多人的利益，是否可能对人们（人类）的持续发展有益。原因无他，因为人性的不完美，不管是贪婪，还是面对诱惑的软弱，也因为权力对人心具有的强大腐蚀作用。所以，与权力相随的，始终都应该有制度的配套，合理的制度不是强化权力，而是强化人性对贪婪和软弱的抵抗力。换言之，合理的制度要帮助人善用权力。

7、分与合

权力的背后一定是责任，但只有权力和责任的对等还不够，因为仍然会出现：人拥有超出他的能力和心力的权力，承担着他实际无法承担，也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只有他一个人承担失败的后果倒也罢了，问题是会连累太多无辜的人遭殃。这种风险，跟权力的集中程度成正比，所以权力和责任的过于集中绝不是好事。权力下放原则与一致性原则，联邦分权制就是平衡权力与责任，平衡效率与风险的原则与制度。

组织机构由人构成，而且组织需要发挥功能，输出自己的成果；组织中的人有不同的分工，能力、优势，掌握的信息也有差异。和哪个方面的成果或贡献直接相关的权力和责任，就应该由对那个方面最有能力和优势，掌握充分信息的人来拥有和承担。现代组织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现代组织中的权力和责任是分散的，但每一个组织结构又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和使命，所以又必须保持一致性，有必要的“集权”。

8、服务

越来越专业的，分工复杂的组织机构，对机构的领导者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在知识型组织中，每个人都是各自工作领域里的专家，领导者还能扮演样样都通、高高在上的超人领导吗？显然不再可能。这是权威式领导的末日，服务型领导（个人更喜欢用服务型领导代替仆人式领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