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达特茅斯学院关于古代和现代研究的丹尼尔·韦伯斯特项目表明，该项研究的目的是“从古代和现代的视角来探讨永恒的道德和政治目的之类议题”。2009年的开题演讲者是安东尼·克朗曼教授，他是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一书的作者。

    2. 杰克·贝蒂指出德鲁克是在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发现了上帝：“他究竟来自何方？德鲁克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书中找到了他。”Beatty,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P.98.

    3. “并不是因为我需要，法律就会存在或者生效，但是因为我的需要，法律对于我来说就有了合理性。尽管权威性是一般法律的特征，但是合理性则是道德法律的特征。”Die Rechtfertigung des Volkerrrechts aus dem Staatswillen. Eine logi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Selbstverpfichungsund Vereinbarungs-lehre,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Vahlen, P.57. 该书由Timo Meynhardt 于2009年翻译成英文，出现在他未发表的文章The Practical Wisdom of Peter Druker: Its Root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中。

    4. 德鲁克的老朋友之一伯尔特霍尔德·弗赖伯格曾经探讨过施塔尔对于德鲁克思想的重要影响，包括精神性和非理性部分：“真正让德鲁克深感震撼的是施塔尔关于权力必须服从于责任的信念。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让权力接受责任的管制触摸到了我们精神性存在的根基，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斯塔尔的信念体现在一种态度之中，这种态度是指我们所有的行为中的参与自由，一旦运用到经济学中，会像沃特·拉特瑙所说的那样，‘让经济变得伦理化。’这种参与意识对于德鲁克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只要讨论到权力的运用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