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性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享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列入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

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者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利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他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

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须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了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的晋升机会。

关于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对美国企业进行观察研究的学者们，包括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都意识到现代企业是将权力从股东哪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那里，在企业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与拥有企业的人各自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可能做出一些会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一个有工业组织构成的社会要想有效运转，整个社会必须能够“使我们的工业制度中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德鲁克设计了一些列策略使管理权合法化，其中包括权力下放（详细分析见第四章）、正确辨别领导者和领导力特性（见第六章）以及将人性中更具毁灭性的方面转化为伤害相对不拿没严重的行为。 

到德鲁克撰写其最伟大的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1974）时，他已经清楚地界定了管理职能更为宽广的目的。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运转。德鲁克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五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有赖于大型机构来完成，再由各个机构组成的多元话的社会里，如果机构不能够自主负责地屡次那个职责的话，我们会对自身强加管理，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自主，如果强大的运转良好的自主自治机构不存在的话，暴政就会有机可乘，负责任的有效管理是保护我们脱离保证的唯一替代性选择。 

对于德鲁克来说，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对个人自由和机会保护。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也是德鲁克关于有效运转的社会以及管理学作为人为学课这一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鲁克已经意识到，企业将不会是人们获得公民感、获得社会中非经济性地位的唯一来源。从1990年以后，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强调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在赋予个人以社会地位和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德鲁克所秉承的信念是，个人只有通过大型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才能找到意义和目的，这些大型组织当然也包括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德鲁克并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这一意义和目的，而是根据社会地位、社会接受度以及贡献等来定义。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个人，不管他是在给学生上课，负责新药研制，设计运输系统，组织慈善募捐会上的志愿者，还是在搞博物馆展览，她都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每个人都受雇于（或志愿服务于）某一大型组织，参与管理其他人的行为，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互动，要理解自己组织远大的定量和定性目标，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必须聚焦于人以及人对于社会地位和意义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考虑到结果和绩效，还必须考虑到有关人性问题，考虑到有关权力、权威、道德和伦理之类的问题，甚至要考虑到精神和神学问题。 

这一章将主要考察几个促使德鲁克形成有现代机构组成的道德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者，他们是：瑟伦克尔凯过尔、弗里德里希朱丽叶施塔尔、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威廉洪堡、埃德蒙伯克、约瑟夫熊彼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德鲁克研究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问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思想家对他的作品产生过影响，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集中地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