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回忆

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会回答“写作”。从纯技术角度而言,这是正确的。从20岁开始,写作就是我所有事业的基础,教学和咨询都建立在写作之上。迄今为止,我一共出版了25本书,其中两部小说,一本准自传性质的故事集。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作家”,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

人们会继续问我:“你都写些什么?”我就会变得闪烁其词。我写过不少经济学著作,但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我写过不少历史作品,但我算不上历史学家。我写过许多关于政府治理和政治的书籍,很久之前我也曾做过政治科学家,但后来跳出了这个领域。按照通常的定义,我也算不上社会学家。不过,我自己一直都很清楚想要做什么。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希望用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环境。就连我那两本小说,虽说情节是虚构的,也属于社会生态学范畴。其中一本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另一本小说的描述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的天主教大学。

“社会生态学”是我的发明,但是这个学科——我认为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科——却有古老而优秀的传统。在社会生态学的谱系中,最杰出的著作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扳着手指就能说出一连串杰出的代表人物,包括一名法国人(伯纳德·茹夫内尔)、两个德国人(菲迪南·托尼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三个美国人(亨利·亚当斯、约翰·康芒斯——他的制度经济学与我所讲的社会生态学几乎是异曲同工——和托斯坦恩·凡勃伦)

但是我和这些人在气质、思维和方法上的共性远不如和一位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人相似之处多,他就是白芝浩。白芝浩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他于1877年去世,享年55岁,他见证了新制度的出现:公务员制度和内阁制政府成为民主制度的核心,银行体系演变为经济的中枢。同样,我最先意识到管理是新型组织社会中的社会机构,然后还发现知识成为新的资源,脑力劳动者成为“后工业社会”、“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层。和白芝浩一样,我也认为社会与文明的连贯性(白芝浩称其为“习俗的惯性”,我称其为文明)和创新变革之间的张力是所有问题的中心。所以,我理解白芝浩,他总是说自己有时候是个自由的保守派,有时候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从来不是“保守的保守主义者”"或“自由的自由主义者”。

主题

我的学习和工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连贯性和变革的张力。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未满20 岁的小伙子。那时,我住在法兰克福,为当地主要的晚报撰写国际、金融类的专栏文章。同时我也是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政治学和法制史。纳粹还没有掌权时,理性的德国人都认为纳粹不可能上台,我当时就以为他们或许错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确切地说,整个文明都在崩溃的边缘。德国缺乏一种连贯性。

这种情况促使我对三位德国著名思想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也生活在距当时100多年前社会崩溃的时代,通过后来被熟知的法治——这个词翻译为正义国家很恰当——创造了稳定性。他们都非常优秀,不仅知识渊博、经历丰富,而且他们分别是虔诚的新教徒、浪漫的天主教徒和归化的犹太教信徒。第一位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他是欧洲启蒙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是现代大学最早的创办者,他1809年创办了柏林大学,还是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二位是约瑟夫·冯·拉多维兹(1797-1853),他是一名士兵、国王的知己、首位部长,还是一位敬业的杂志编辑和欧洲多国(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奥地利)天主教政党的先驱。最后一位是施塔尔(1801-1861),他是黑格尔的传人,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作为一名法哲学家,他还复兴了衰败的路德教派神学,他还是才华横溢的议会雄辩家,也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议会雄辩家。

这三位思想家的知名度并不高。他们致力于在连贯性和变革间寻找某种平衡,却遭到人们的质疑,他们既不是热忱的自由派,也不属于反对改革的人。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体,既能保护传统,又能容忍变革,尤其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他们的尝试成功了。他们建构了现代欧洲大陆唯一的政治理论,马克思在此后50年才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还创建了维持近100年的政治架构,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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