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我的研究工作聚焦于社会新趋势、组织，以及其结构、章程、管理和运行机制。我从一开始就追随时代的潮流，研究了集中化、层级固化和政府权力扩张。

这个趋势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终以文官系统胜出、军队政权失败而告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各国，都自信有预测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当时的人们相信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没有任何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教训中，这是最为恶劣的一个。因此衍生出一种观点，人们以为政府可以做，也应该包办所有事情。从20世纪20年代到前苏联解体的70年间，人们都认为民主国家和极权政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民主国家和极权政体在政府权力扩张方面殊途同归，美国肯尼迪政府时期大政府观念达到顶峰。

当然，反面例子也存在。但是例外情况的存在不足以动摇政府包办一切事情，有着无处不在的责任和能力。反面例子质疑政府权力扩张的合理性。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899—1991）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开创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他没有质疑社会主义国家履行政治和经济功能的能力，他在40多年后的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能力进行了分析，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道德、经济状况已经全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等于说，我们50年间都在追问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极少数超前的人，在探索政府可以做什么。

政府权力边界从一开始就是我思索的重要问题。大概是因为我对三位德国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或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洪堡、拉多维兹和施塔尔——感兴趣，促使我思考政府定位的问题。拿洪堡来说，他大概25岁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求学，写了一本《论国家的作用》（或译为《试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其生前一直没有出版，我求学时非常流行。受他启发，我也开始追问这个问题：哪里是国家作用的界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1959年的《明天的里程碑》、1969年的《断层时代》都间接地提到政府权力边界的问题。1989年的《新现实》中心主题就是这个，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专辟一章《超大型国家及其失败之处》来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上。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关注的焦点有所变化，主要是知识在人力资源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知识社会——我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使用这个词——的出现。知识的特征与社会经济中的其他资源全然不同，知识的责任、脑力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脑力劳动的生产效率等都是我的著作的主题，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也围绕着这个主题。

最后，有些主题一直贯穿在我的著作中：自由、尊严、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组织作为人类成功阶梯的角色和功能、人类发展和自我实现、个人对社会和社区的需要。

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

如果说社会生态学算一门学科，那它不仅有研究对象，而且还有自己的专业特长，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说社会生态学有自己的专长，比界定清楚这一学科包含哪些细节要容易得多。

我经常被人称为“未来学家”。但是，如果硬要说我不是什么领域的专家，也铁定难以胜任社会生态学家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未来学家”。首先，我认为试图预测未来本身是件无聊的事情。有种观点认为通过电脑程序处理，无知和不确定性将成为人们的希望，但这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预测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聪明成功的预言家没有预测到的事情总是比预测到的事情重要百倍。预言家以他们预测事情成真的几率作为衡量标准，他们从来不考虑，有多少他们没有预测到的重大事件最后也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