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好多年，我逐渐意识到变革也需要管理。我认识到，无论是政府机构、大学、公司、工会，还是一支军队，维持连贯性的唯一途径是系统地将创新融入组织结构中。这种探索促成了我1986年出版的书《创新和企业精神》，试图将创新解释为一种系统化行为。

 我把连贯性和变革间的张力作为理解社会的中心，随之激发了我对科技的兴趣。但即使我曾经做过科技史学会主席，我始终没有单纯地以科技的眼光看待科技。我对科技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科技没有被融入社会研究中。科技工作者只把技术当作工具看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思和熊彼特是仅有的例外——认为技术是他们知识之外的重要力量，影响到各个学科。我则认为科技是社会中的一种人类行为。我对科技的态度与阿尔弗莱德·卢瑟尔·华莱斯相同，他是一位进化论学者，是当代的达尔文，他说：“人类是唯一有意识地进化的物种，人类发明了工具。”

 后来，我认识到工作是构建和塑造社会、社会秩序和集体的主要力量。我逐渐发现，社会处在两个极端的张力中间：一端是伟大思想，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学说；另一端是人类如何工作。在我的概念中，科技事关人的工作方法，而不仅仅是工具。因此我开始构思一本草定名字为“工作的历史”的书，但是我始终没有动笔写这本书。我针对科技史和科技的特征写了一些短小的论文，也算是这个兴趣的成果，都收集在这本文集中。

 除了关注连贯性和变革的张力外，我还对组织非常感兴趣。我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移民或者说“被移民”到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主要的社会事务都在组织程序中进行和完成。公司最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承担着很多生产任务，是美国获胜的主要原因。

 我上面提过的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是我的第一本研究大公司的书，研究对象是通用汽车公司——当时世界主要的制造企业和最为成功的公司。我将公司内部看成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拥有权力、权威和责任组织分配的机制，我认为这些都是公司治理的范畴而不独属于政府。这本书之后，我接着在1949年出版了《明日的里程碑》，十年后出版了《新社会》。我在《新社会》中首次谈到组织社会，以及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正在成为新的社会和经济中坚。1976年出版了《看不到的革命》（再版时改成《退休基金革命》），该书探讨了组织化社会的养老金改革。

 20世纪40年代我开始研究组织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只看到了两个方面：政府，一直存在的；公司，新出现的。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我的兴趣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比如医院。我研究非营利组织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心，换句话说是种慈善行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非营利组织启发了我，使我认识到非营利组织在美国非常重要。非营利组织是“第三部门”，与政府和公司存在本质的区别。政府是需求方，一心获取公民服从；公司是供应方，只想获取利润。但是非营利组织是见证人类变革的机构，它们的产品既不是服从也不是销售。病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学生在学校里获取知识，礼拜的教徒在教堂里得到安慰。

 非营利组织承担着美国社会中独特而重要的事情：提供有效的公民权。公民在现代社会不可能直接行使公民权。普通公民只是单纯行使投票权和纳税。而他们在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生涯则会使他们重新获得公民身份。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影响到社会秩序、价值观、社会行为以及愿景。普通人的行为会产生社会效果。因此，非营利组织创造了新的公民权，进而建构我们的社区和社会。20世纪90年代，美国二分之一的公民平均每周三个小时在非营利组织中做志愿者。于是，我把非营利机构作为社会的主要领域来研究，1990年，研究成果结集为《非营利组织管理》一书。

 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在我的各类管理著作中对组织管理进行了研究，起初研究公司，后来涉及其他组织，1954年我写了《管理实践》，后来1964年又写了今天称为管理战略的书《成果管理》，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努力将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教育统治者”的传统转变为“教育组织中的管理者”。1973年我把20年的管理类著作结集出版，即《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