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思想的起源

伯特霍尔德·弗赖伯格(Berthold Freyberg

我已经管理北海渔业(Nordsee Fishere)公司许多年,它是欧洲最大的渔业公司。我本人作为企业高管长久以来从德鲁克的著作中受益匪浅。从这方面来看,我和我的公司无一例外。除我们之外,许多企业和企业高管都通过阅读德鲁克的著作在工作中受益菲浅。不过我本人和他渊源颇深,我可能是德鲁克最久远的故友,四十多年前就已经与之相识。那时,他在祖国奥地利刚刚中学毕业,还未满十八岁,但已经在汉堡的一家小型出口公司开始实习了。我年长他几岁,在同一家公司刚刚结束见习期。我和他一见如故,这段友情延续至今。不久,他离开了那家出口公司,离开了汉堡(在那里他仅仅呆了十五个月),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我对他思想的早期形成与发展是最有发言权的。

当今,多数读者认为德鲁克是管理学研究者和当代社会分析家,因为他们只知道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和《已经发生的未来》。而我却了解这位思想家与作家的早期情况,他初试锋芒的领域和课题都与此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我熟知他的一部鲜为当今读者知晓的早期的作品,它在所属领域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的思想发展和连续性方面,我能比他的其他读者做出更好的判断。

德鲁克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国际法方面的。论述了“伪政府”的法律地位——叛乱分子对部分领土实行有效统治;流亡政府;;即将独立的殖民地,以及主权尚未被国际社会认可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却不可忽视的主体。这篇论文写于1931年,正如随后发生的事件所显示,该论文讨论的是个在随后几年里越发重要的话题。从这方面来看,德鲁克在年轻时期就显示出对新的紧急事件及未来挑战的敏锐的直觉。这篇论文显然是国际法和公法方面的开山之作,并且在法律界确立了这位年轻作者的牢固地位。然而,德鲁克真正举足轻重的、能阐释其后来发展的作品,却是另一部迥然不同的著作。这本书写就时间大致相同,出版于1933年年初,正值希特勒独裁统治在德国扼杀自由探索与独立研究前夕,书名叫《Fr .J .Stahl; Konseruatiue Slaatslehre Geschichlliche Entwiclung Motrtueringan》(可以意译为《施塔尔:保守哲学及其历史连续性》)。作者当时还不到24岁,当然还是无名小辈。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写的这本薄书广受赞誉,被收录于在德国发表的100篇最著名的法律与政治学论丛——《法律与国家的历史与现状(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系列丛书(由图宾根的摩尔出版社(J .C .Mohr in TÜbingen)出版)。内行人一眼便知,那本专著的出版意义重大。直到今天,这本薄书(只有32页厚)依然是研究施塔尔及其作品的经典之作,那可是位在整个德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具争议、问题颇多的人物。初看起来,一个年轻人选择施塔尔来写他的首部巨作确实显得有些奇怪,在那时这可是个非常不流行的话题。施塔尔并不被德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所喜爱,在20世纪80年代他比现在更不受欢迎。他这个人确实问题多多。犹太人出身,在19世纪早期做过新教正统派的主要发言人,他可能是德国新教中的唯一一位政治哲学家。具有巴伐利亚人血统,做过普鲁士王权的发言人。作为一个忠实的保守主义者,他反对专制政体,创建了君主立宪制度的法律基础。坚决反对流行的主权,坚持君主制——但他本人又是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国会议员。在德国的政治传统中,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和传统进步派都不明白这人是如何在个人关系和工作事务上将政界看来不可调和的(如果不是矛盾的话)事物统一起来的。

德鲁克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位非凡却鲜为人知的人物作他的第一次政治分析,完全是由于这位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者代言人是犹太籍。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宣言,是对纳粹宣传的勇敢(很不受欢迎的)抨击。

纳粹分子刚一上台,这篇论文就立即被定义为完全反纳粹,并在出现后的几周时间内被禁,那时纳粹党人刚刚掌权。这在德鲁克意料之中,也许也正是他所希望的。就在一年前他曾向我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为纳粹政权服务,并且他的良心也不允许他对极权主义的基本教义默不作声。是的,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已经开始着手分析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研究成果于六年后的1939年问世,书名为《经济人的末日》。此书奠定了他在英语世界重要思想家、作家的地位。

尽管意在评论时政,,但这个研究施塔尔(Stahl)的书籍却远远不仅是一本政治宣传册。斯塔尔名不见经传,不为人知又难以理解,他对德鲁克的吸引力在于他所讨论的基本主题具有如今德鲁克所称的“不连贯性”。斯塔尔,他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却又极端保守;他是传统宗教与君主立宪制的坚定信奉者,却又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人和议会政治大师;他信奉权威,却又是独裁和暴政毫不妥协的敌人;他视弥合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大陆政治社会生活造成的断层为己任;尽管他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与旧时代一脉相承,他却责无旁贷地要建立顺应新时代需求、现实及机遇的崭新的政治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要使现有制度(新教教会、普鲁士君主制、德国大学)保持其完整性和价值观,以应对新挑战、服务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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