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预言家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他预言的多数科技进步都实现了，但是极少人会注意到，他认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会保持在1870年的水平。无疑，社会和经济变革至少和新发明同样重要。

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就是界定那些业已发生的变革。社会、经济和政治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发掘已经发生的变革，并将之转变为发展机遇。重要的是识别“已经发生的未来”——这是我原计划的一本书的书名，但始终没有问世，我计划在这本书中阐述辨别和分析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方法——发现其中不可逆转、没有发生过影响而又为大众忽略的趋势。

比如，我事先预计到1960年左右日本会经历社会和工业化变迁，之后十年间，社会和经济变迁推动日本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需要用心观察。但是当时没几个人看到这种趋势。我没有写《已经发生的未来》，而是把为此积累的素材用在了1986年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这本书主要探讨如何系统地观察社会、人口、行为方式、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细小变化，并用于把握未来的趋势。

我被误认为是“未来学家”的同时，也被人错误地批评为一名非计量学者。事实上，我确实不是传统的计量学者。1929年，在不到20岁的时候，我发表过计量经济学的文章。我这篇文章和此类文章毫无二致，从一个假设出发，以完美的数学模型推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纽约股市只有一个走向，就是永远上涨。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家著名的经济类期刊上，几个星期后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盘了，所幸我没有保存这篇文章的副本。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预测性的文章。但是我曾在大学教过统计学课程，协助过美国公司——通用电气和贝尔电话系统公司——组建工作程序研究部门，所以有人指责我不懂定量方法是毫无依据的。

但是，定量方式只是脚手架，而不是建筑本身。一旦建筑完工，脚手架就会被拆除。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生态学出现的现象，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伟大的数学家和计量学家奥斯卡·冯·摩根斯顿在1950年出版的《论经济观察的精确性》一书中表示，数据永远是贫乏的。另外，我们使用的美国多数社会经济数据——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收支平衡表、统计分类表等——都是20世纪20年起累积的结果，特别是胡佛于1924-1928年担任商务部长期间的经济数据。社会和经济统计中有一个规律，即如果累积的数据达到30-40年，就需要怀疑，这些数据肯定应该被淘汰。

我不是一名定量学者，还因为重大社会事件难以被定量分析。特殊事情会改变统计学的“定律”，定律只能适用于正常情况。

其中有一个例子，亨利·福特大概在1900-1903年间，忽略当时认为利润最大化只有垄断一途、降低产量抬高价格的流行观点，他一反常态，主张通过薄利多销也能赚取高额利润，合伙人和投资者都大为不解。虽然当时多数经济学家还不理解这个方法，但是福特的做法发明了“规模化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福特提倡的规模化生产的影响，到1918年或1920年的时候仍然难以定量化分析，当时福特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为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企业家，他还推动了工业生产、汽车行业和经济革命，彻底改变了工业的概念。

概念定律的特殊事件都起于细微处。当它成为统计概念上的大事件时，它就不是未来、也不是当前的事情，早已经是过去时了。

定量化分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17世纪时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那样的数学家，他同时还是微积分的发明人之一。他提出一种“相关微积分”，即关注定性变化的微积分，但是在其后25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回应“相关微积分”的挑战，直到凯恩斯在其第一本著作中才有回应。这本1911年出版的《论概率》，试图发展独特事件的统计学，但凯恩斯后来承认并不成功。新的数学理论声称能计算出独特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也没有迹象表明定量研究方法能识别和界定独特事件，定量方法只是在梳理一些有意义的变迁的蛛丝马迹。

定量研究方法始终不成熟，社会生态学家通常采用定性方法发现和评估质变。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生态学家在猜谜，也不是在“预感”。定性方法是观察、鉴别、测试事件的有力工具，我在1986年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努力完善评估质变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个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