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多元化：如何平均机构的特殊目的与公共利益

为什么我们需要多元化

150年来，一个又一个的机构成为自治机构，原因只有一个：以任务为中心的自治机构是唯一能够取得良好绩效的机构。一个机构要想取得良好的绩效，就必须明确聚焦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同时抱有多个目标的机构，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绩效的。150年来每一个领域中的机构所取得的成就，莫不是因为聚焦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并且奉行不为外界所动摇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中所有绩效良好的机构，莫不是专业化的，莫不是只关心自己的任务的。例如，医院的存在就是为了治病救人，消防队的存在就是为了防火和灭火，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美国公共医疗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主要得益于专注于某一种疾病或者人体某一个部位的独立医疗组织（例如美国癌症协会、美国心脏协会、美国肺科协会、美国心理健康协会，等等）。

一个机构只要跨出自己那个狭窄的聚焦点，就无法取得良好的绩效。一些医院曾经试图从治病救人拓展到“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结果是一败涂地。美国公立学校陷入泥潭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试图把学校变成一个社会改革与种族融合的推动者（我们也必然会这么做）。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同样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国家（例如法国要面对大量移民），它们的学校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教会孩子阅读，因此在这个方面至今仍有出色表现。有人也许会说（我曾经也说过），现在的上市公司把“创造股东价值”作为公司的唯一使命，过于狭隘，而且实际上是不利于自己的。但是，这种做法让这些企业大幅提高了财务绩效，超出了上一代人甚至想象不到的水平，也远远超出了它们试图满足多个目标时的水平。所谓满足多个目标，就是（像我多年来所倡导的那样）兼顾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公司所在社区等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按照“最佳平衡利益”进行经营。

“巨型教堂”的兴起是30年来发生在美国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社会现象。这些教堂便是按照每一个组织只专注于一个目的这种方式运转的：教区居民的精神发展。被它们取代的自由主义新教教堂在20世纪早期走向衰败，原因大致就是它们同时追求的东西太多，特别是它们既想成为精神领袖，又想成为社会改革机构。

现代多元化组织的优点便在于它们是单一目的的机构。这一优点必须予以保持。但与此同时，社区也必须维持——在很多情况下还必须重建。如何平衡二者，也就是平衡公共利益和机构的特殊目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将二者很好地融合，这种新的多元化就必将自我毁灭，一如500年前的老多元化。它之所以会自我毁灭，是因为它会摧毁社区。但是，如果各种机构同时放弃自己的单一目的甚至允许这种目的弱化，那么新多元化就会因为绩效低下而自我毁灭。

兼顾墙外的领导

我们知道这二者是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事例。

•所有机构的领导者都必须承担起兼顾墙外的领导责任。

•他们必须领导自己的机构，并且带领它们取得良好的绩效。

•这要求机构一门心思努力完成一个任务。

•与此同时机构的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是最上层）都必须承担起超出本机构围墙的社区责任。

融合的三个维度

（1）财务维度：政府和企业为自治社区组织提供财务支持。

（2）绩效维度：不同类型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一道承担共同任务。

（3）人员维度。

•各种机构的员工为社区组织做志愿者。

•功成名就的员工发展第二职业，到中年之后转换职业，例如从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管理者变为一家非营利性医院的管理者。

•中年员工发展平行职业，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承担一项重要的任务。

最重要的两项责任

首先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一个机构的领导者都必须接受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身为领导者肩负着两大责任。

（1）他们对所在机构的绩效负有责任。这要求他们以及所在机构聚焦、专注。

（2）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还对社区负有责任。这要求他们有所付出。

•他们必须愿意接受其他机构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事实，尊重这些价值观，并且愿意去了解这些价值观。

•他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信奉公共利益，并为此做出承诺和贡献。诚然，每一个机构拥有自主权，都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像一个乐队的每一件乐器只演奏自己的旋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乐器都是服务于整个乐章的，这个乐章就是社区。只有每一件乐器都为这个乐章做出自己的贡献，乐章才会完整，否则就只有噪声。本章所探讨的也就是这个乐章。

小结

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机构型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机构，如果想要取得一些成果，通过社会责任方面的最起码的检验，它就必须专注于自己狭窄的使命。那么，公共利益谁来关心呢？答案是，除非各个机构的管理者承担起超出组织围墙之外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不会有人关心公共利益。他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承担这一责任：为社会部门的组织做出财务贡献；鼓励员工承担志愿工作，为社区利益贡献时间和精力；鼓励领导群体自愿投入时间和资源，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一个多元化的机构型社会，一定是由目光能够超越机构围墙的领导群体构成的。这些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承担公民责任，同时又不会逃避他们的主要责任，也就是实现所在机构的独特的、范围狭窄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