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

无论是一个企业、一家医院，还是一所大学，它们的社会责任都有可能来自两个领域：一个是机构本身的社会影响，另一个是社会问题。这两个领域都是管理当局必须关心的，因为管理者所管理的机构必然存在于社会和社区中。这两个领域又是彼此不相同的，前者指的是机构对社会做的事情，后者指的是机构为社会做的事情。

现代组织存在便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某种独特的服务，因此它必然存在于社会中，必须存在于社区中，必然成为一个邻居，也必须是在社会环境中运转。它还必须雇人来完成它的工作，于是它的社会影响必然不仅限于它必须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家医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聘用护士和厨师，而是为了治病救人，但是医院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又需要聘用护士和厨师，于是它聘用的这些人立即构成了一个工作社区，一个有着自己的任务和问题的社区。

一家铁合金厂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噪声或者排放毒烟，而是为了制造能够满足客户需要的高性能金属，但为此它又不得不制造噪声、释放热量和排放烟尘。

社会影响是与组织目的相伴相随的，但大体上又是无可避免的副产品。

相反，各种社会问题，例如越来越差的教育体系，是社会的失灵，而不是组织及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影响。

由于机构只能存在于社会环境中，实际上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因此这些社会问题必然会影响这个机构。哪怕这个机构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无关，例如铁合金厂对教育体系的衰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也会关系到这个机构。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健康的企业、一所健康的大学或者一家健康的医院。即便社会的病因不是管理当局造成的，但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还是有利于管理当局自身利益的。

社会影响方面的责任

谁都应该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负责，无论他们造成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是铁合金厂要遵守的第一条规则。管理当局应该对该组织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管理当局不能说：“公众不是没有反对吗？”尤其重要的是，管理当局不能声称针对此等问题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不普遍的”，都会遭到同事或者合作伙伴的“憎恨”，都是没有人这样要求做的。社会迟早要把这种影响当成对社会完整性的攻击，会让那些没有认真消除这些影响或者没有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一家美国汽车公司试图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福特汽车由此推出了配备有安全带的汽车，不料销量剧减，于是只好把所有配备安全带的汽车撤市，并且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15年后，美国驾车者的安全意识大增，汽车制造商开始受到猛烈的抨击，被指责“对安全漠不关心”，完全是“死亡商人”。于是，美国出台了相关的法令，既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也为了惩罚漠视安全的汽车公司。

因此，管理当局首先应该发现和预见组织的影响——冷静而又现实地去做这件事。他们可以借助下面这些问题：“我们所做的事情正确吗，符合顾客和公众的最大利益吗？”如果存在负面的社会影响，公司就有责任对顾客和社会展开教育，以便消除那些负面影响。

如何处理社会影响

明确机构活动附带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第一步。可是，管理当局应该怎样处理这些影响呢？目标很清楚：对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造成的影响，只要不属于机构目的和使命的，都应该尽可能降低，最好是完全予以消除。这样的影响，无论是发生在机构内部，还是对社会环境或者自然环境的影响，都是越少越好。

如果能够停止造成这种影响的活动，从而完全消除这种影响，那便是最好的，当然也是唯一的好办法。

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活动不能停止，于是就需要付出系统的努力，在继续开展相关活动的同时去消除，或者至少是尽可能减少这种影响。

理想的方法是把它变成一个业务机会。一家业界领先的美国化学公司陶氏化学就是一个范例。该公司已有50几年的空气和水污染治理经验。该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空气和水污染是负面的社会影响，是应该予以消除的。于是早在公众开始呼吁保护环境之前，它就在工厂内实施零污染制度。然后，它付出努力，把从烟气和水管废液中提取出来的物质转化成有销路的产品，并且努力为这些产品开发新用途和市场。

杜邦工业毒性实验室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杜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许多工业产品有毒副作用，于是就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来检测有毒物质，并且开发消除这些有毒物质的工艺。该公司开始消除这种影响时，其他化学用品制造商认为有这种影响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杜邦公司决定把有毒物质控制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业务，即成立了杜邦工业毒性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为杜邦公司服务，而且为许多向杜邦公司购买化合物的客户服务。于是，通过转化为业务机会，这种影响就被消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