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美国的管理者在以下三个方面就经常违背“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这一准则。

•管理者的报酬；

•用福利计划给公司员工戴上“金手铐”；

•有关利润的辩护。

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言行有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它们往往隐瞒健康状况的现实，并经常造成社会弊病或者至少是造成社会紊乱。它们还常常会引起误导，妨碍互相理解。这才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它会破坏那些必须并肩生活和工作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只能导致各种政治措施的出台，而这些措施不会对任何人有利，只会对社会、经济和管理者造成伤害。

今天的管理者未能信守“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这一承诺的第二个方面与报酬密切相关。退休金、奖金和股票期权都是管理者取得报酬的形式。从企业以及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无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它们都是“劳动力成本”，管理当局坐下来与工会谈判时也会这样处理。但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这些福利去维系员工，不让员工自由流动。这些福利通常取决于员工为同一个用人单位工作多年，而且在结构上有精巧的安排，员工如果中途离职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损失许多本来已经赚取到的福利，这些受损的福利其实是与既往工作相关的所得。

金手铐并不能让公司变得更加稳固。那些明知自己在当前岗位上无法取得成就的人，也就是职位安排显然不当的人，常常不愿意离开，而是继续留在明明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如果留下来是因为害怕遭受的损失太大，他们在内心里就会抗拒这种安排，并且心生怨恨。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收买了，于是处于无法拒绝这种安排的弱势地位。从而，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就会闷闷不乐、悔恨痛苦。养老金、绩效奖金、利润分成等，都是员工已经“赚得”的，因此就应该提供给员工，而不能限制他们作为一个公民和正常人的权力。管理者为了让这种安排成为现实，还必须设法推动必要的税法改革。

最后，管理者的言辞使得公众无法了解经济现实。这也违背了管理者“不明知有害而为之”的原则。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在西欧也是如此。西方的管理者仍然经常把利润动机挂在嘴边，他们仍然把企业的目标确定为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他们不强调利润的客观职能。他们不谈论或者极少谈论风险。他们不强调对资本的需要，甚至几乎从不提及资本成本，更不用说谈到一个企业必须创造足够多的利润才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本。

管理者总是抱怨公众对利润抱有敌意，可是他们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言辞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管理当局在与公众谈话时所用的语言，的确不能证明利润的正当性，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有利润，更没有阐述利润所起的作用。他们谈到的只是利润动机，也就是某些不知姓名的资本家逐利的欲望——对社会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其他一些欲望（如重婚）那样完全不予容忍，却从不加以解释。实际上，企业盈利是经济和社会的一项基本需要。

相比社会责任领域如今呼声日益高涨的“政治家才能”，“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这条原则有些平淡无奇，可正如医生们多年前就已经明白的那样，要恪守这条原则实际上并不容易。正是由于它的质朴和自我约束，使它成为管理者所需的正确的伦理准则——关于责任的伦理准则。

小结

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企业（或者其他机构）在开展合法的、必要的活动时所造成的负面的社会影响，以及由于机构存在于社区中并且拥有管人的权力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结果。这些影响是始终必须予以消除或者至少是应该尽可能减少的。如果不能通过把它转化为业务机会来消除这些影响，那么就需要进行管制，于是企业必须承担起在丑闻发生之前就考虑清楚并且制定恰当的管制政策这一责任。其次，企业还对医治社会弊病负有责任。最后，由于机构的管理者已经成为社会的领导群体，因此管理者还必须履行好领导职能。

单个管理者，哪怕是一家巨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但是包括企业、大中小学、医院和政府机关等在内的各种机构的管理者，已经成为现代组织社会的领导群体。因此，他们需要一种伦理、一种承诺和一个行为守则。正确的守则是200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业领导群体，也就是医生制定的守则：“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