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人文学科(liberal art, 单数)”这一说法源自“人文学科(liberal arts, 复数)”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尽管拉丁名词“artes liberales”是源自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西赛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当时对人文学科的定义是一种技艺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学习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进行操练的技艺或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当时的人文学科训练意味着将公民训练成社会的领袖。也因此，人文教育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行为和品格准则、知识和文本能力、对社会性价值和准则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能力。

人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从一开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来的世俗大学，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课程加以调整。但是，对于远古传统价值的强调，以及为了实现“人的完善”这一目标而将道德价值世代相传，这一切始终是人文艺术理想的核心。

在美国，宗教性的人文学院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欧洲先驱为楷模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过调整，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学院也通常会要求其学生获得某种形式的人文学科培训，目的是促进“人格发展”或者灌输道德价值。

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是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当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愈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的问题。

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里”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会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度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们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用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用的帮手”而已。由于这些被雇用的枪手除了对自己，无需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用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

在《管理学》再版书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力，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

德鲁克深信，在当今这个社会，管理学在维持人文学科的充沛生命力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从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看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联。人文学科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智慧和自我认知，而管理则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人文学科’将在其中再一次赢得人们的认同，产生应有的影响，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事实上，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加以实践，能够让管理学回到其最初、最符合其本意的专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