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认为，如果说学术界不接受我，或者说不存在“德鲁克主义”派，这也不完全正确。朋友们，你们似乎又一次低估了时间因素。我刚从纽约回来，那儿有一所主流大学请我从前的学生回去参访——哈，他们现在占据着纽约/费城地区商学院的教授与行政岗位。这并不是因为我厉害，而是因为我太老了。我的学生和追随者花了30年接替了这些职位。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物理学发生了巨大变革。这让每个人都兴奋无比。但是直到二战，那一代的学生和追随者才接替了这些职位。我想说的事情很简单：假如有了像吉姆·奥托尔、沃伦·本尼斯、罗莎贝斯·坎特这样的人替你传经布道，谁还会要求更多的“学术界的影响”呢？

我当然是一个凡人；因此，当我看到有人在使用我提出的概念或术语，却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或者经常无视我的存在，我的确会有些伤心。但那些都是虚荣——它与影响力毫不相关。至于“德鲁克主义派”，在我长眠于地下之前，请不要这么称呼。我在活着的时候，更愿意去激发思考、创新和不同观点。 

反对邪恶的教育 

    最后一点意见。“儿必奇慧，方知父谁”，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看到罗莎贝斯·坎特将我的观点来源硬归于马克斯·韦伯，我还是有点吃惊的——因为我对韦伯的欣赏非常有限。但她对韦伯造成了极大的不公。他并不赞同官僚主义，甚至有些讨厌它，更不用说是普鲁士的官僚主义了。实际上，他恨极了它，以至于断然拒绝普鲁士大学的一份薪资更高的教授职位，并终生留在德国“梅森-狄克逊线”以南，即海德堡和慕尼黑。在向德国社会学大会发表的著名的会长演说中——我记得是在1905年或1906年——他做出了一项令人绝望的预言，称普鲁士官僚制度的懦弱与傲慢，将使这个国家陷入一场大灾难。但韦伯承认官僚主义是既定的事实，随后便进一步（a）去理解它，（b）思考如何转变才能使它有生产力并富有成效。认为韦伯是赞同官僚主义，甚至是爱它的，这一观点与我青年时代遇见的医生的态度十分相似；这些医生指责瓦塞尔曼和埃尔利希纵容不道德行为，因为前者开发了检测梅毒的测试，而后者开发了治疗梅毒的第一种有效药物。

我将自己的知识来源归于一个极为特别的人——一位马克斯·韦伯可能从未读到过的人：索伦·克尔凯郭尔（我认为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关于他的文章）。同样，罗莎贝斯·坎特或许并不知道，我最早教过宗教学。因此，我很了解一个事实：人类过分执拗让自己的行为充满人性，而这意味着刻薄与贪婪，空虚与对权力的欲望，以及邪恶。别忘了，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纳粹主义的崛起。4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一位积极活跃的顾问；这时间太长，恐怕我无法像罗莎贝斯认为的那样，对邪恶仍然一无无知。很久以前我了解到，罗莎贝斯·坎特后来继承的那些著名的知识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且几百年来都被视为“基督教君王的教育”——并不是反抗邪恶的有效方法。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另一个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不可否认人们漠视这个方法取得的胜利果实。这一思想传统也能追溯到柏拉图（或至少到亚里士多德），并被称为“立宪主义”——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权力部门保持在较小规模（例如，通过去中心化），通过对抗势力来遏制狂妄自大和对权力的觊觎（例如，通过强大的董事会或通过三人顶尖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手段是，把目标和业绩作为试金石，而不是个性和“气质”。

    坦白地说，如果了解了权力滥用的悠久历史之后，这个人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那么他就是与罗莎贝斯相似的人，相信心理和个性（能对抗邪恶）。没有人像早期罗马皇帝那样，受到最好教育、有属下进言、准备得更完备了。罗莎贝斯的“创业型管理者”让我想起了塔西佗笔下的台比留——我想说这很必然。我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首先是制定一种范式（即应该怎样），然后是构架原则，能让善良和有德行的人去实现它，而这至少会延缓并防止腐败和堕落。

而且，只有小说家，或至少是讲故事的人，才能完美描述人类的弱点和愚蠢。因此，我写了三本有关人类弱点和愚蠢的书，三本故事书——其中一本叫《旁观者》（英国版的副标题“其他生命与我的岁月”阐明了这本书的内容）；另外两本是纯粹的小说，分别是《最后可能出现的世界》和《行善的诱惑》。实际上，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比起想法，我对人更感兴趣——而我只是更擅长将想法写下来！

附笔：致沃伦·本尼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那生活困顿的青年时代。也许这是因为，在我童年时期的维也纳，商人并没有什么“社会声望”（除非他们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富有”）。我的确成长于一个拥有专家、大学教授、艺术家和高级公务员的家庭；而我在18岁时，决定违背父亲的意愿，到一家出口公司做实习员工，而不是在大学教室度过四年的时光。于是，我对商业企业萌生了兴趣。毕竟，我所有工作的起点——我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写的就是欧洲社会价值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