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信人：罗莎贝斯，汤姆，威尔，吉姆和沃伦

写信人：彼得

主题：你们对我的关切

我很感激能收到五位如此博学和友善的朋友们的问候。你们表达了对我的关切，认为我在商界和学术界被低估、轻视和冷落。但是，如果我无法认同你们的关切，请一定原谅我！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受到了误解或低估——一点也不。我常常与那些“采纳我的理念”的人碰面，他们告诉我——接着还会向我证明——他们正依照着从我这学到的理念来建设、运营他们的组织（商业或公共服务）。让我高兴的是，没有哪两个人的实践方式是一样的！ 

朋友们，也许问题在于，你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只有或只应有一种正确的方式。这一古老的反托马斯主义、反笛卡尔哲学、反康德哲学的理念（如果你们想知道，那么，我只赞同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多样化的倡导者莱布尼茨和圣博纳文图拉）传达的要点一直都是，正确的事情就是在特定的时间、为特定的目的所做的适合某一特定机构的事情。如果我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一句话，那它一定是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荣耀归于上帝：为斑驳的万象”。诚然，有些管理者并不会接受我的理念和做法：例如，那些将自己的职业视为纯粹的掘金手段的管理者——哈罗德·杰宁式的人，或那些认为管理者意味着特权而不是责任的人。但是，我不能埋怨有人不遵循我的信条，因为他们和我的观念根本就不一样。而在另一方面，有太多的人告诉我，他们和他们企业的“所有成功都是因为你”，这又让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最多不过是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他们一直都心知肚明。

改变而不是改革

至于你们所说的“守旧派”拒绝在组织中应用我的理念，或许问题在于，你们认为老一辈管理者是“反动的”，而年轻一代是“创新的”。我发现，这与年龄并没有关系。我见过一些非常乐意接受新想法的老人（按年龄计算），例如乔治·马歇尔将军和阿尔弗雷德·斯隆。而我所知道的思想最保守的人，反而是一些非常年轻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认为只有一种绝对正确方法的人，不论这种方法是指人际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管理者就持此想法）、运营研究（60年代早期的年轻管理者），还是战略规划（70年代的年轻管理者）等。当然，像乔治·马歇尔和阿尔弗雷德·斯隆，或是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罗伯特·伍德将军一样的人，都是凡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易于接受的领域知识，但却很难在其他领域做到这一点。我想要告诉管理者和学生的是，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老板（或下级），而是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知道，罗莎贝斯·坎特不会接受这一点，我也很欣赏她的满腔热忱。但是，我坚信我们在这世上的任务，并不是努力改进上帝的创造物——不论我们是多么吹毛求疵——而是要利用它来为上帝增光，来完成我们的工作。坦白地说，当我听到管理者们抱怨自己的组织过于保守，抱怨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抱怨老板是多么愚蠢时，我很想告诉他们：“不要抱怨那些已经出版的‘热门’书籍。”与过去十年所有的“热门”公司相比，我可能有着更长和更持久的战略实践。因此，请不要将名声误解为影响力。毕竟，我并不从事政治工作，而只是贡献自己的建议。

不只是技巧

说到我在学术界的成功（或是不成功），我认为事情有些复杂。坦白讲，我的确与美国商学院和整个学术界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或者说至少与其中某些趋势格格不入。让我做一个比较：美国商学院近30到40年历史让我想起了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音乐学院（在这一时期，音乐学院第一次达到鼎盛）。当时，音乐学院的重点是培养技艺名家——安东·鲁宾斯坦、帕德雷夫斯基和莫里斯·罗森塔尔，他们能在58秒之内演奏《小狗圆舞曲》，但却不能演奏莫扎特奏鸣曲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大约在世纪之交，随着古斯塔夫·马勒的出现，这一状况开始改变。这些伟大艺术家的后继者们有着同样精湛的技艺——例如，几乎没有哪位艺术家能与亚瑟·施纳贝尔相媲美。但是，像施纳贝尔那样的人——或是像鲁道夫·塞尔金、帕布罗·卡萨尔斯那样的人——首先都是音乐家；他们知道技艺是一个人必须掌握的工具，也是永远都不能夸耀的，甚至都不能被听众听见；否则，它就是一种糟糕的技艺。

专业学院不是，也不该是在学术上的“声望”。由于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商学院越来越关注技艺名家的培养。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学问”，而是在专业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这一任务，我们的商学院压根就没做到，甚至都没有放在心上。实际上，总体上看，他们已经变得与专业毫不相干。

唯一无需实践经验（或无需善听音乐的耳朵或与之类似的东西）就能完成的事情，就是在58秒之内演奏《小狗圆舞曲》——这似乎是当今很多商学院教师正在做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第一，管理学是一门临床学科，它是“实践”而不是“科学”；第二，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组织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和目的——最重要的是，它关注人的有效性——因此，了解但丁或是了解技术发展史，与掌握回归分析一样重要。（恰巧，我了解回归分析甚过了解但丁。我在1929年写下了第一份计量经济学论文。在论文中，我试图建立一种商品市场模型，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市场会在1927年前后崩溃，而当时的整体经济依然向好。虽然没有电脑，但我成功地完成了复杂精确的论证，尽管它的长期结论是错误的。）但我一直都明白两件事。第一，在一门临床学科中，终极测试并不是诊断是否正确，而是病人是否康复。第二，一个诊所永远都不会“高大上”——如果病人的手指里有一根刺，虽然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我们还是要把刺取出来。但是，这些信念让我从根本上不被学术界接受，或者说，至少在过去30年间学院派的学术界并不接受我的观点，因为此期间重视培养技艺名家和强调英语文学教师眼中的“声望”（据我所知，这个帽子从来都没扣在医学院、法学院或工程学院的教师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