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上述认识，那么彼得·德鲁克在描述自己的基本信仰时，称自己是一位保守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越来越怀疑所有通过社会拯救世界的承诺。我认为过去五十年的主要事件之一，是我们愈发对“大众的喜悦”(Volksbeglückung)不再抱有幻想，并越来越相信没有完美的社会，只有一个可以容忍的社会，可以有所改善，但不可能完美。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并且由于它强调个人和个人信仰，因此显然也是一种宗教观点，该观点认为结局并非在这个世界，而是在这超越个世界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越来越怀疑——政府这个词用在这里不合适——权力。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并没有假装是——我总是将权力视为核心问题，人类基本的原罪是对权力的欲望，而非性欲。性欲不是罪，我们与所有动物都有性欲——但权力的欲望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像我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我强调对政府的需要。我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22岁时写了一本书，叫做《政府效力的限制》。这是我的主要兴趣，而且我对企业的兴趣延伸到了对自动接管了社会任务，并凭此制约国家权力的机构上。因此，从这一特定意义上来说，我仍然称自己为一个保守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7）

德鲁克的基本信仰以及他对社会和社区的兴趣是他工作的基础，他称之为社会生态学，因此他本人也是社会生态学家。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的是生物环境，而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创造出来的环境。定义社会生态学基于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1.社会生态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学科。它基于感知而不是分析。

2.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生态学需要采取行动。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知识本身不是目的。

3.社会生态学不可能“价值中立”。如果硬要说它是一门科学，那也是“道德科学”。物理生态学家相信自然创造的神圣性，而社会生态学家相信精神创造的神圣性。

“在我看来，社会生态学学科的基础并不是对权力的信仰。它是对责任的信仰，以及对建立在能力和同情基础上的权威的信仰。”（8）

我希望上文已清楚地阐释，德鲁克所做的工作本质上远不是“如何成为一名有效的管理者，赚很多很多钱”。

III. 一个被荒废的世纪？

1995年春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德鲁克和我在克莱蒙特美丽的植物园散步。我们开始谈话时，他详尽地解释了百合的根源以及它与伟大的法国-德国诗人兼科学家阿达尔伯特·冯·查米索（AdalbertvonChamisso）的渊源，这使我大开眼界。过了一会儿，我们谈论了下个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打算写的新书。书名是《对被荒废的世纪的反思》。八年后，在2003年三月，当时我正准备撰写一篇关于德鲁克新书《功能社会》的文章，并再次阅读了彼得的《工业人的未来》，该书于1941年完成并于1942年出版。他在书中写道：“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也许是唯一的世界大国——必将在政治上使用她的权力；正如权力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美国世纪除了美国的物质优势之外别无他物，那将是一个被荒废的世纪”。（9）

当天我给德鲁克发了一份传真，并引用上述内容作为开始。此外，我回顾了我们1995年散步过的克莱蒙特植物园，以及德鲁克那时打算写却一直没有写的书。我在传真结尾写道，“我可以得出20世纪最终并不是一个被荒废的世纪这样的结论吗？”不到一小时他就答复了我。他写道：

 “亲爱的彼得，

答案是不能。唯一的结论是，我浪费了大量时间，没有写我应该写的真正重要的书。我没有写就的书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我已经写就的书——而诸如《被荒废的世纪》或《组织无知者》这样的一些书，可能比那些我已经写就的、更简单的书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