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像金字塔一样古老

许多人都认为德鲁克是现代管理之父。尽管这一“荣誉”是《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机构所授予的,但他还是明确拒绝了。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人“发明”了管理，他眨眨眼补充道，如果真有人”发明”了管理的话，那一定是“埃及金字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德鲁克的伟大功绩不是发明或发现，而是认识到管理在多元化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作为社会创造力量和活力的重要性。他是第一个将管理定义为社会功能和职业的人。

 他把管理学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教授和学习的知识领域。他一贯地将管理理解为应用学科，而不是科学。在关注真相的同时，他也关注在实践层面上的可行性。正是由于这种取向，他成功地抵制了抽象理论的学术倾向。 

误入歧途的管理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假如这个世界实施了德鲁克的对社会负责的企业管理的原则，而不是商学院宣传的“股东治理”的错误观念，目前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尽管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环境，误入歧途的企业管理仍在引发危机方面发挥了更坏的作用。

虽然一些顶尖大学犹犹豫豫地开始修改他们的课程安排，但这世界上的其他一万所商学院不太可能都足够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正如过去所发生的那样，这些机构将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由于未能适应变化和未来的新挑战而遭到淘汰。正如德鲁克曾经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傲慢意味着因无知而自豪”。

 因为德鲁克本人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经济危机及其后果，并且他坚持自由市场的必要性，他强烈反对商学院讲授的那种只用数字来衡量管理、也反对付给高管天价高薪的错误做法。有一次他说，高管薪酬制度只有两种，即糟糕的和可怕的。

 德鲁克提出了功能社会的先决条件，即以身作则的领导，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无条件的责任要求。他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原则和实践代表了一种道德立场，旨在作为改善社会的具体手段，而不是西方哲学的表达。

管理是一门职业

德鲁克总是能够同时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思考问题。一方面，他能够感知到重要的社会趋势，还可以描述出来而不需要引用学术术语和大量的注释。另一方面，他又能关注到在商学院的教学中不被学者认可、貌似普通的管理现象。但这些对新的经理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够快速取得成果、展示自己有能力去有效帮助管理者，在没有额外压力的情况下处理更大问题。

由此，他为管理这门职业，一门关于有效性的职业，奠定了基础。比如，他是第一个研究管理者日常活动中的任务和工具、研究他们的工作方法、研究他们日常准备书面文件沟通的有效性的人。与当今所谓的实证研究相比，他对“现有”的状况并不感兴趣，而是对如何使活动变得有效的必要条件感兴趣。他没有去总结自己怎么去做，而是通过观察人们如何工作，来发现他们怎样才能变得有效，什么使他们变得有效。我将这种方法描述为“实证规范主义”：观察哪些是有效的，并将其树立为规范。在哲学中，人们依然忽略这种方法，不是忽略了这个就是忽略了那个，从来没有两者兼顾。

又比如，德鲁克总是热衷于分析会议的有效性和效率，即会议的准备工作、跟进和最终落实决策和措施的后续贯彻执行。他注意到诸如议程和会议记录的内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执行步骤这些看似普通的做法。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一直借鉴自己与公司经理和非营利组织董事实际合作的经验。他注意到，通常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会对高管的有效性和成功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他们是善于阅读还是善于倾听，即主要用眼睛还是用耳朵来接受信息。就我30多年的经验而言，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特别是在大学里和商学院中的人会关注这样的事情。

 德鲁克与高管就具体问题和挑战性问题的合作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在这方面我们非常相似，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可以借鉴——我有三十年，而他则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经常谈到令人遗憾的情况：如今的商业管理教授几乎不可能获得重要的实际操作经验，这使得将有效的和真实世界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变得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