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至1956年的36年间，德鲁克与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阿尔弗雷德. P·斯隆（Alfred P. Sloan）密切合作。该公司从最初的小打小闹成长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制造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汽车工业，在经济低靡的几十年间创造出巨大利润。德鲁克称斯隆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看似不太重要的事情也持认真态度，例如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系统地接纳不同意见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再比如，德鲁克认为，领导者专业化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五星级上将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他曾在1939年至1945年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战后称他为“胜利的组织者”。

虽然德鲁克有兴趣从整体角度研究战略，但他对战略执行的细节同样感兴趣。他认为取得成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专业化问题。每当遇到成功人士时，他总是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使这个人取得如此成效？”而对于失败，他则会问，“这个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正如德鲁克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能力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在实际工作中，一个人如何使用其能力更为重要。我们在一起讨论那些不懂得如何利用自身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悲剧。我们也常常谈到这样的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具有专业化知识，也是有效的，他们手中的资源很少，却能获得巨大的成就。

可能正是因为德鲁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才注意到了这些事情。

我在1988年参加了维也纳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德鲁克和200位来自奥地利的当时深陷于危机困境的国有制造企业的高管。当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刨根问底的那种精神。会议计划和议程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会议开始前，他好几次提议进行修改。他想知道各个公司和经理人的各种细节，并且能够在讨论中差不多记起所有这些细节，这给参会的经理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种会议通常只需要准备带有要点的幻灯片即可，而不是详细全面的陈述。德鲁克根本不需要任何幻灯片。他没有使用投影仪，而是用清晰的表述对现实中的例子不断旁征博引。

管理是关键的社会功能

与当今的商业管理理论不同，德鲁克的管理概念不是源于对商界的物质需求，而是源于对功能社会中的机构必须满足的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得德鲁克的思想今天对于企业管理而言远比主流的利润驱动模式更为有效。他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经历有助于他形成这样一个管理概念，即使没有可量化的数字和保底利润目标，管理也能发挥作用。

德鲁克在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1939）中研究了当时的极权主义制度，在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1942）中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建立起一个功能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理论。这两本著作共同构成了他后来提出的管理理论的基石。借此他所建立的观念是——与坊间的共识相反——虽然自由市场是必要的，但它们不能创造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或功能社会，目前的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德鲁克在1946年应邀到通用汽车进行研究。《公司的概念》实际上并不是关于管理，而是对新兴的工业经济及其作为主要生产机构的公司的第一次全面分析。

正是在此背景下，德鲁克将管理理论发展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他在《管理的实践》（1954）一书中论述了其基础。他准确地阐述了企业的目的和使命，即创造客户价值，这一立场与利润最大化和工会确保工作机会的目标背道而驰。他认为，利润和就业不是目标，而是有效履行对客户的使命的副产品，企业活动的驱动力是生产率和创新——这与利润最大化的自我毁灭的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为他阐述公司政策和组织原则奠定了基础，包括最高管理层的职责和工作方法、决策、人员管理、雇用、工作效率、自我监督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