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绝非鸡肋

企业文化变革已经成为最新的管理时尚，各种商业杂志上都能看到这方面的文章。每个星期都有人邀请我举办企业文化方面的研修班。

很多组织确实有必要改变其根深蒂固的习惯。过去，政府的管制确保电力公司与电信公司能够持续盈利，现在，这些公司则必须面对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顾客们要求公司做到及时送货，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和服务越来越挑剔。员工们在受到歧视或性骚扰时，会以此为由马上与你打官司。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美国大部分的机械产业(欧洲的情况更严重)都急需彻底改变其新产品及新款式的构思、设计、制造与营销方式，最终将这一流程的时间从长达数年缩短到几个月。

形式与内容

这就需要进行行为上的调整。但是，“文化变革”并不会实现上述目标。不管你如何定义，文化都是延续性的。50年前，日本与德国蒙受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其价值观、制度和文化也饱受歧视。而今天，不管它们的行为有多大改变，人们都可以明白无误地辨认出日本文化与德国文化。只有基于实际存在的“文化”，行为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现代化国家，原因就在于一百多年前，日本在改革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西方化的行为扎根于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之上。现代的日本企业和大学在形式上是完全“西方化”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形式只是一种容器，里面所盛的是传统的、完全非西方的文化，即宗族社会中的相互义务与忠诚。例如，公司对员工以及员工对公司的双向终身承诺，又如产业组织中的企业集团(原文为keiretsu，源于日语“联营公司(けいれつ)”，指将银行、厂商、供应者和发行者与日本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特殊企业组织模式，特点是包括“主要银行”、稳定的股权以及大家都支持的董事会。——译者注)，它通过相互依赖和相互忠诚，将许多独立的企业联结为一个整体，就像“诸侯”一样。

与此相反，印度的改革家们认为他们必须改变自己国家的文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挫折、冲突和混乱——没有带来任何行为上的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20年代，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德国开国元老，1949~1963年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等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在政治上从一个战败国到重新获得主权，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经济上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并通过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译者注)曾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Weimar Germany，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1919~1933年间的德意志共和国。——译者注)，批评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贪婪、物质主义以及对金钱和商业的顶礼膜拜。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他成为战败国德国的总理时，却毫不犹豫地大力推行希特勒上台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这正是他曾经强烈指责的东西。当人们批评他时——德国和西方的“进步人士”曾强烈抨击他，他回答道：“不管希特勒之前的那个德国有着什么样的缺陷，但它是现有德国人唯一了解的有活力的文化。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它来建设一个崭新的、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美国企业案例——铁路业。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铁路业严重亏损，更糟糕的是，其市场份额不断地被汽车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快速地掠夺。当然，我们需要铁路——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会接管铁路业。而且，大部分的客运业务的确由政府机构接管了。但是，客运业务所占的份额从未超过铁路运输整体市场的1/10。

在美国，铁路的主体业务——货运业务——仍是由私营企业控制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美国铁路业是现在全球唯一一家盈利的，其他国家的铁路系统实际上都已经经营不下去了。美国铁路业是其运输业中的重要一块——在长途运输业中要超过1/3——其他运输业的份额不会超过5%~8%(英国和日本的铁路业甚至连这个数字也达不到)。美国铁路业扭亏为盈的基础是其经理人、职员、列车工作人员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铁路业必须要达到相关的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