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蕴含于价值判断、直觉或情感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因为它们能帮我们缩短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差异。一旦我们将这些价值观内化，它们就成为我们的命令参数，帮助我们应对未知的情况或不确定的结果。简单来说，认知不仅止于感受，但有时候感受是认知的唯一途径（梅恩哈特，2004）。

“感受”（也就是情感和动机的力量）作为价值观的心理现实，协调并指引着人们的思考，思考进而指向新的判断，并使这种判断成为可能。关键在于，没有一套价值体系，也就不存在“正确的”价值判断。真必须存在于价值之中。这一基本的心理进程可以到达不同的阶段，从简单的偏见，到包括能力或美德在内的更为深刻的智慧。因此，实践智慧与纯粹基于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不同；相反，实践智慧将价值观注入了类似知识的经验之中。这是一种智识与道德美德的融合，而不能被减损为其中任意一种。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想了解德鲁克在20世纪对管理学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不关注对其实践智慧起到助推作用的道德观。而德鲁克的信仰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即便是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主题，比如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都以此为基础。在对待每一个话题时，他都会考虑这一话题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考虑这一话题对公众的关切有何影响。试举一例：

大企业必须给予员工平等的晋升机会。这不过是人们一直以来对公正的要求罢了，是基督教中人类尊严这一概念的结果。（德鲁克，1946，p.141f）

当有人问起德鲁克为何要转而关注教会中的管理学问题时，他回答道：“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事情正相反……我是因为对宗教和组织感兴趣，才开始对管理学感兴趣的”（斯泰恩菲尔斯，2005）。他甚至表示：“管理学既不是我关注的第一件事，也不是我关注的最重要的事”（德鲁克，2003，p. vii）。

彼得·德鲁克自视为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关心的是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德鲁克，1993，p.441）。这里，他又一次直率地提到了必须这个他常常使用的词：“最后一点，社会生态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如果硬要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也是‘道德科学’——这个词的原意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人用过了……社会生态学家且必须相信精神事物的神圣性。”（德鲁克，1993，p.457）。

本文对上述说法十分重视。我无意再对影响“现代管理学之父”的诸多因素做一次考证研究（这类文章可参见：贝蒂，1998；施瓦茨，1998；林克莱特与马恰列洛，2009；斯达尔巴克，2009）。我会着重关注我心目中德鲁克作品中的核心：他因深深根植于基督教传统而产生的对道德目的毫不妥协的追求，及其与实践智慧作为管理者关键美德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德鲁克的个人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他的科学著作的。在德鲁克纷繁复杂的思想海洋中，有一个清晰可见却很少为人所认识到的内部罗盘，那就是实践智慧。本文旨在对这一点加以剖析。本文的重心将放在他最早期的作品上，这些作品成了德鲁克道德研究角度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