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的观点，为他的宗教思想和管理学思想提供了一个连接点。这本书标志着德鲁克跨入管理学领域的最后一步。这样来看的话，德鲁克能成为管理学思想家，并非是天时地利。这一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在他的下一本里程碑式的管理学作品——《公司的概念》（德鲁克，1946）——当中，他提出，大公司是一个能将社区和社会相融合的地方——最终是一个能够提供新的信仰来源的地方。当时仍然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德鲁克，第一次用较大的篇幅讨论起他对商业世界的种种观点来。凭借对通用汽车的研究，他基本勾勒出了现代管理学作为“人类努力”和“社会制度”的一面。西奥多·莱维特是一位极富创意的市场调研人士，他曾称此书为“一次非凡的天主教式分析”（莱维特，1970，p. 8）。

在这本书中，德鲁克的道德观终于在公司的基本理论中达到了巅峰。德鲁克在这部著作中完全确立了知识和道德的支柱，而在此之后，德鲁克仍在不断创新，提出新的观点。而这一切都牢牢地锁定在一种保守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的框架之中。

4、工作中的实践智慧

德鲁克因摈弃商业伦理著称。在他看来：

……只存在一种伦理，一种道德规则，一种准则——那就是个体行为的规则，这种规则共同适用于每一个人（德鲁克，1981，p. x）。

考虑到权力必须服从于更高的原则这一点，读者就可以从下面的话中看到社会的首要地位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自由企业并不因其对企业本身有利而拥有合理性。只有因其对社会有利，才能拥有合理性（德鲁克，1973，p. 41）。

德鲁克所有有关管理学的作品，都必须在“贡献”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解读。因此，当德鲁克谈论“有效性”时，他十分关注绩效，关注潜能的释放和承诺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关注做出贡献和自我发展的责任。

但当他说管理人员应该“做好对的事情”时（德鲁克，1967，p. 1），身处多元世界的学者们感到相当疑惑，因为这个解决方案看起来是那么幼稚。这样的言论甚至可能被学术界抛弃，因为存在着许多与之竞争的价值体系。然而，一个更有趣的理由是，在当下的主流研究中，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与规范的建议也是分离的。而德鲁克却总是把管理学视为“道德科学”，很明显，他并未把价值视为噪音或是某种不成熟的理论。

在现实生活中，他将价值转化为智慧，这一点曾经受到，如今仍然受到赞赏，被认为是有用的常识。而此时，德鲁克的基督教信仰则为他提供了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的框架。德鲁克的作品，可以视为在呼唤人们信任判断，在讲述何时可以寻求例外，以什么方法寻求例外，何时又应该即兴发挥。正是这一灵活性，使得智慧能够被付诸实践，能够成为构建经验的方式，从而与更高原则（即神性）的目标相联结，并找到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现实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