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拙见，要概括德鲁克在管理学领域的著作的主题，最好的一句话便是“一次一次地将时间的力量吸收、融合进这一秩序之中，并在时间的力量中寻求其合理性”。这一主导性思想大概是他崇高地位最重要的核心。因此，德鲁克可能会主张企业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因为企业和社会都不是自治的实体。相反，它们都是——用他之后的话来说——互相关联的器官，两者都具备各自的社会功能，以创造一个“尚能容忍的社会”（德鲁克，1993，p. 99）。

老友贝尔托德·弗莱伯格曾表示：“吸引德鲁克的地方在于，施塔尔相信权力必须服从于责任。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认可权力应受责任统治这一观点，触碰到了我们精神存在的根基，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弗莱伯格，1970，p. 20f）

上帝的个人意志是“我们共同的纽带，有着普遍的统治力量，包含着万事万物。”这种对有意识、自愿服从因而在精神上获得统一的人进行的有意识的统治，这种高度个人化、绝不随意但却必要的特点，是施塔尔国家理论的核心；这是一个有关“道德王国”的观点，是一个至高的道德概念，一个普世而绝对的人类目的，一个上帝为道德世界设定的目标（德鲁克，1933，p.49）。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德鲁克写施塔尔的这番话，完全可以看成是他写自己的话！很明显，他十分认同施塔尔的理论。

在另一篇有关存在主义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文章中，德鲁克阐明了个体如何与上帝建立信仰关系这一点。他认为，灵性总有其额外的一面，这与他写施塔尔的文章和其博士论文是一致的。人类的存在被认为是一场精神存在与社会成员（即公民）之间旷日持久的张力。重点在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以及个人对信仰的皈依，并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受到一个更高原则的束缚和指引——那就是上帝。在《不入流的克尔凯郭尔》（1949）[2]一文中，德鲁克非常欣赏克尔凯郭尔将主观体验与普遍秩序联系起来的方法，而淡化了其他的思想史观（比如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史观）。然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使德鲁克认真思考个体自由如何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

在信仰中，个体才会永存，不再孤立，成为有意义和绝对的存在；因而在信仰中，才存在着真正的道德。在信仰中，才会使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就如同存在于真实的仁爱之中（德鲁克，1949，p. 437）。

如果说德鲁克早期的文章有何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一直坚信基督教信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信仰这一主观体验的本质超越了物质世界，这一点是德鲁克作品的关键。很显然，德鲁克对管理学感兴趣，也是因为他乐于建立各种条件，使个体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生物和心理意义上的存在，还是精神上的存在。换句话说，他乐于寻找意义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