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走向商业领域

德鲁克还是政治学家的时候，他的第一部著作《经济人的终结》（德鲁克，1939）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书中，他对极权体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群众的绝望”是法西斯的根源这一假设（德鲁克，1939，p.22）。他认为，信仰的缺失对社会极为有害，可能会让社会更易受到极权思想的影响。尽管他的论证相当复杂，人们还是能立即发现，德鲁克如今已经开始将他宗教的背景应用到社会分析之上。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时，德鲁克认定，极权主义“肯定会失败”（德鲁克，2003，p.x）。

在搜寻信仰新的来源时，德鲁克利用自己复杂的道德观点，构建了一个保守的社会理论。在他下一本“最棒”的著作（德鲁克，1942，p. 9）《工业人的未来》当中，他勾勒了自己眼中的“功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可以平衡不同需求之间的张力。

在德鲁克看来，斐迪南·滕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区分，很好地表达了克尔凯郭尔这种根本张力的社会学基础。德鲁克认为人们对社区中的关系存在一种“对身份的需求”，而对社会中的关系则存在一种“对功能的需求”。两种归属感虽不相同，却互相关联，前者关乎他人对自己主体性和独特性的欣赏，后者则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目的。回首往事时，德鲁克认为滕尼斯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德鲁克对这一概念的诠释[3]）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作品（德鲁克，1942，p. vii）——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个体的身份和功能是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要求。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同时也是价值观：对社会的要求源于基督教对人类本性和命运的概念。（德鲁克，1950，p. 151f）。

如果要认真对待之前提到的主题，亦即“一次一次地将时间的力量吸收、融合进这一秩序之中，并在时间的力量中寻求其合理性”，那么德鲁克会说出下面的话就不意外了：

    我开始认识到管理是一种新的社会功能，是这一新的机构的一般功能（德鲁克，2003，p.x）。

    如果把这本书当做一本纯粹的科学作品来读，读者很可能会抱怨他使用的特殊术语，论述分析不够，对待其他作者不公。然而，他的道德直觉——更准确的说，是他认为价值观才是合理性来源的观点——使他得以建立起管理学的社会功能这一议题：

    今天的管理权力是不合法的权力。它并非建立在社会都接受的合法性的基础原则之上（德鲁克，1942，p. 75f）。

    这句话读起来就如同宗教中所认为的任何权力都应服从于一个更高的原则一样。另外一个可以展现德鲁克的道德观如何帮助他建立起自己观点的例子，就是他对自由和责任的看法：

    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德鲁克，1942，p. 110f）。

更进一步：

[自由]并不是最高目标……而只是一种组织原则……它是一种信仰——相信人类是“骄傲而卑劣的生命”（德鲁克，1942，p. 123）。

    因此，德鲁克也必须反对任何有关绝对真理的人造概念。“任何有关权力的道德原则都会演变成绝对主义或专断的原则，除非它能受到另一种竞争原则的制约、控制和限制”（德鲁克，1942，p. 134）。书中有一章，题为“从卢梭到希特勒”。德鲁克在其中写道：

    绝对理性的本质上来是高于和先于理性并凌驾于理性论辩之上的。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能够且必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但是绝对理性却永远得不到证明。假如确实虔诚信奉绝对理性，那么绝对主义信条就是超理性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信条，它为理性逻辑提供有效的基础（德鲁克，1942，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