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白哲特(1826-1877)

德鲁克在将自己的社会生态学实践和其他人的相关实践加以对比之后承认，“所有这些人都不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沃尔特·白哲特，在气质、理念和方法方面与我更接近。在这个正在经历伟大社会变革的时代，白哲特第一个看到了新的各类组织机构的兴起。”白哲特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英国政治家，后来成为《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和主管。他学习过法律，在新闻界和银行系统工作过，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政府顾问。

正如在他之前的托克维尔一样，白哲特认为美国过于强调平等这一点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多元文化。对美国在内战时期的状态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白哲特警告说，“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民众的力量都是万能的；而大部分民众其实未曾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很多方面跟欧洲的民众一样无知，而且更加残暴。”在白哲特眼中，过于强调美国民众的自主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麦迪逊所称的“多数人暴政”。考虑到这种状况，白哲特为被民众所统治的美国政治制度的未来感到悲哀：“那些当初对暴徒一味地委曲求全、敷衍了事、虚与委蛇、卑躬屈膝、阿谈奉承的人，怎么能够迫使暴徒尽职尽责，或者恐吓暴徒俯首帖耳、井然有序呢？”

尽管德鲁克的话没有白哲特那么犀利，但是他也一直担忧直接民主不受制约的权力。德鲁克问道：“这样一种多数统治的理论真的符合一个自由政府和自由社会的要求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不符合。当今被普遍接受的多数原则显然是一种暴君式的专政，是不自由的原则……不受限制的多数原则和自由政府这样的错误认识正是困扰当今社会的多种麻烦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白哲特所在的19世纪与德鲁克所在的20世纪似乎情况迥异，但是，正如德鲁克所说过的那样，他们两个人确实有着共同的各自所在的时代所驱动的“气质、理念和方法”。

索尔斯坦·维布伦（1858-1929)

索尔斯坦·维布伦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他最为世人所熟悉的是其出版于1899年的著作《有闲阶级论》，在该书中，他提出了“炫耀式消费”这一术语。

德鲁克说过，维布伦是“在所有人之上”的领先的社会生态学实践者。维布伦吸引德鲁克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涵盖了多个学科的知识，另外还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尽管德鲁克对维布伦的一些结论（尤其是维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一书中的分析）并不认同，但是他仍然赞赏维布伦是唯一一个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维布伦开创了对社会生态学来说极其重要的跨学科分析方法。

维布伦的经济分析方法整合了更广泛的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知识，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和商业实践。根据某位学者的说法，“他认为经济学可以涵盖所有的学科领域，而他本人对所有这些领域都极为感兴趣。”维布伦著书立说的时代正巧是人们用“自然法则”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辩护的时代。竞争法则的自由放任的说辞、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自由市场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诸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企业巨头所取得的成功则更是彰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整个社会的运转中所起到的作用：“适者”显然能够生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维布伦将他的社会生态学视角转向了蓬勃兴起的美国资本家，他完成了两部巨著：《企业论》和《有闲阶级论》。在《企业论》中，维布伦利用经济学、文化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工具将矛头指向工业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在更出名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他利用人类学的论证方式向大家展示了“有闲阶级”的标志性特征，包括“炫耀性消费”，并从早期社会中找到了这些特征的根源。他还指出了文化在强化物质主义实践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地兴起了一种大家公认的关于消费的信条，其后果是消费者在消费以及打发时间和消磨精力时，总是希望向昂贵和浪费的标准看齐。”维布伦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消费方面的证据，比如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异教徒的神完，安哥拉宠物猫，来自夏威夷的羽毛幕布，还有缠足等。维布伦通过将美国镀金时代的文化追溯回到“野蛮人和原始人”社会那里，而对整个人类的境况而不仅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