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著作中也广泛采用了各门学科的知识，采用了各种例证。例如，根据他自身对历史学、政府和经济学的理解，德鲁克深知“公开性”和“新思维”（即言论自由和经济改革）这一孪生政策是无法拯救苏联经济、避免其崩溃的。德鲁克在他的《新现实》一书的第四章中预言了苏联帝国的消亡（“苏联帝国究竟什么时候终结？”），而这在1991年确实发生了。那么，德鲁克怎么就能知道苏联的最终命运呢？这应该归功于他深厚的历史知识，因为他从历史了解到，像苏联这样一个由多个民族组合成的多元国家单靠经济方面的合作是很难凝聚在一起的。

贝特朗·德·茹弗内尔(1903-1987)

在德鲁克所列举的社会生态学实践者的名单中，贝特朗·德·茹弗内尔也位列其中。茹弗内尔比德鲁克早几年出生，不过两个人是在相似的知识氛围中成长的。茹弗内尔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和数学。他发表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方面的作品，详细地研究了极权政府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过程。二战之后，茹弗内尔放弃了其记者职业，一门心思研究政治理论。

和德鲁克一样，茹弗内尔在其所撰写的政治著作中着眼于未来展开论证。茹弗内尔是一位魅力四射的社会生态学家，他利用未来学家的研究资料来评估当下的形势，这种研究技巧在德鲁克的著作中也时常发现。

1967年，茹弗内尔出版了《推测的艺术》一书，在本书中，他探究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未来学研究这一领域。茹弗内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未来是由一系列可能性构成的。尽管他激烈地否定了预言未来的可能性，但是他坚信人的直觉和智力可以用来预计更大的趋势，而这有助于指导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茹弗内尔认为，当各种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未来学的研究对于避免在公众事务上做出陈腐决定可能有所裨益：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根据紧急程度来处理问题似乎是自然的甚至合理的——但是，结果却表明这是一种有害的实践方式。所有问题都是到．了“燃眉之急”时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我们就会非常被动……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在于，当事情尚在发生的过程中，在情况变得非常紧急之前，就随时随地地掌握情况的变化（简而言之，即“防患于未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预测，那也就基本上没有了决策的自由。

茹弗内尔将对未来的预测和个人的自由关联在一起，采取行动的选择越多，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多。德鲁克也同样关注预测，而不是预言。在其讨论社会问题的众多著作和文章中，他总是勾勒未来的长期趋势，例如知识社会的兴起，远程教育的发展以及美国社会中大型教会的崛起。和茹弗内尔一样，德鲁克也会通过预测来帮助缓冲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工人的变化。例如，在写于2001年的《下一个社会》的文章中，德鲁克提醒大家注意“各类企业和各种组织的期望寿命越来越短”这一趋势。社会生态学家茹弗内尔和德鲁克都意识到了预计未来趋势对于充分发挥人的自由和潜能的重要意义。

亨利·亚当斯（1838-1913)

在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名单中，还包括了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算得上是享有特权的孩子，其祖上出了两位美国总统：他的曾祖父约翰·亚当斯和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他毕业于哈佛，还在柏林大学学习过法律。他在哈佛大学教了7年历史，发表了很多学术性和政治性作品，包括《美国历史：1801年到1817年》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

生活在19世纪晚期，亚当斯是他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在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里，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真正的知识精英。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随波逐流的，但是正如亨利·康马杰所指的那样，“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美国人像他那样，热诚地追求真理，对历史进行客观、公正、理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正是亚当斯的这种品质，以及将其家族世界与其当下和未来世界连接起来的愿望，使他和德鲁克之间产生了一种关联。亚当斯对他所处的不断变化的混乱不堪的工业化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无疑影响了德鲁克理解非理性的20世纪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