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这个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坚信“自然力量的一体性”。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技术革新占上风的新世界，过往一成不变、易于理解的一切现在变得变动不居、“飘忽不定”了。亚当斯也指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一旦大家都认为机器必须高效运转，整个社会就可能因机器究竟应该围绕什么样的社会利益来运转而争论不休，但是不管如何，机器必须集中运转。这样大的革命通常会带来某种痛苦，但是政治方面倒是没有什么事情让亨利·亚当斯感到震惊，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自己以及自己的贵族朋友在跨越社会鸿沟和面对诸多偶然发现的现象时处之泰然的态度。这些现象包括单一的金本位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护性的关税、公司和托拉斯、行业协会和作为其补充而必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式的家长制以及机械式的力量整合，这种力量无情地摧毁了亚当斯所诞生的那个阶层的生活，但在同时又创造出了许多垄断组织，这些垄断组织能够掌控美国人所向往的新能量。

尽管亚当斯比德鲁克更怀旧，但是这两个社会生态学家同样承认他们所处的美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为悲观主义者的亚当斯对大规模生产和技术方面的革命终究深感忧虑，但是他也深知并没有回头路可走。德鲁克对亚当斯的担心非常理解，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也比较担心工业化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了19世纪晚期新兴的商业企业是一种革命。德鲁克完全理解亚当斯为什么“将新兴的经济力量本身描绘成腐败的力量，而且这种腐败的力量反过来还将腐化政治进程，腐化政府和社会”。他们两个人都要应对权力和非理性的力量，只不过是应对的方式不同罢了。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

和德鲁克所提及的其他社会生态学家一样，格奥尔格·齐美尔也经常使用非传统的观察法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他曾在柏林大学求学，当时在那里教学的教授中有很多举世闻名的学者。因此，齐美尔师从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教授，受到了历史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广泛教育。

在欧洲学术界发生争论的时期，齐美尔致力于给社会学这门学科下定义。原先有这样的假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能够通过使用类似于自然学科的方法来理解。在19世纪晚期的学者们开始挑战这些假定。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重新界定其研究的学科，希望使其涵盖人类行为中非理性的方面。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社会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该学科的创立者一直纠结于该如何正确地界定和描述人类社会，特别是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代社会。齐美尔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视为不同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互动。他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如何成为可能？”他聚焦于现代生活自身的性质；他将其描述成支离破碎、相互脱节的状态，充满了转瞬即逝的体验。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强调人类存在的“内在世界”：人们如何对现代性自身的性质做出反应。现代生活的体验带来了一个特定的、内在的反应，这种反应反过来会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齐美尔强调了现代工业经济所具有的交易性质，他指出，“关于现代经济的机械性特征，自动售货机就是终极的例证。”

德鲁克也同样关注人的因素，这包括人们的内心生活。他担忧现代性的影响，他有时也使用和齐美尔相同的语言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担忧（例如，德鲁克的《新社会》一书的第二十章所用的标题就是“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人和萧条冲击波”）。正如齐美尔一生都致力于理解现代生活的情感体验一样，德鲁克也使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管理层和工人之间以交易为导向的关系：

管理层看工人时所看到的并不是工人本身，而是看到了“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人”的画像：一个贪得无厌、无比懒惰、毫无定性的机器人，只关心自己的报酬。工人看管理层时所看到的则是自己被当做“自动售货机一样的人”这种观念促使自己看到的：一条肥头大耳的寄生虫，西服笔挺，手中折价券乱飞。

在德鲁克看来，这两个原型都是不真实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工业社会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内心体验，也因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齐美尔和德鲁克在评论各自的现代社会时都意识到了心理学、美学或者其他因素在经济交易关系中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