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德鲁克并不认为他所描述的“泰勒的劳动生产率革命”己经成功；德鲁克注意到，手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导致了一些特定工种的消失：“劳动生产率革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泰勒对劳动生产率的强调在事实上造成越来越少的生产工人会被雇用这一趋势。尽管德鲁克承认泰勒对劳工发展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也意识到泰勒方法所固有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局限性是泰勒强调将工作化解成一个一个动作，并对这些动作进行跟踪和衡量。这样强调动作最终造成了一个“盲点”，使人看不到将工人的工作视为一个整体的必要性。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是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盲点，即认为人可以像机器那样工作的看法：“人不一定能完成好每一个动作；如果把人视为一台机器的话，那么这台机器的设计也是很糟糕的。”换句话说，只要你指望工人“一味地去做事，而无需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把工人视做机器的一部分，而这台机器所做的无非是通过一系列独立的动作来制造各种产出物，那么他就会拒绝做出改变，并不能真正地被当做一种有效的人力资源来使用。

林德尔·厄威克（1891-1983)

英国人林德尔·厄威克曾经在牛津大学深造过，后来在自己家族的手套生产企业工作，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他放弃了家族企业，开始研究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创新问题。他后来成了一名管理咨询师，其中有将近30年在英国的厄威克-奥尔合伙咨询公司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威克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和英国军事油料部的顾问。结束了战时服务之后，他将精力聚焦于管理学教育，著述宏富，演讲不辍。

厄威克认为管理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基于理性分析，而不是不断试错。他谨慎地认为，管理学就其研究的课题而言有着很强的非科学性：“主要处理的是人的问题，特别是促使人们相互合作的问题。”但是，厄威克也指出，管理必须基于理性的决策：“管理可以借用科学的特征和科学的方法。”这就要求“用事实作为基础、用分析代替意见，而所谓分析是指最大程度地致知穷理。”

从德鲁克对管理学的任务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从厄威克那里汲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本身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特征和科学性一面”，而且管理学“并不只是一种直觉，或者一种天生的能力”。但是，他也很毫不犹豫地反对厄威克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的论断：“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者专业，尽管管理含有科学和专业两个方面的元素。”

玛丽·帕克·芙丽特（1868-1933)

玛丽·帕克·芙丽特是20世纪20年代一位声名卓著的管理理论家。在雷德克利夫学院的时候，她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众议院议长》一书；该书出版后吸引了很多著名人物的关注，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在波士顿担任社工时，芙丽特就积极投身于很多改革运动，担任都会妇女联合会的主席。她和国际上很多名人相熟，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和研究工作中去，同时还始终积极参与社工活动。芙丽特深入地分析了民主的进程以及非正式团体和个人的作用。她在1918年出版的《新国家：作为大众政府解决方案的集体组织》一书最终奠定了她作为政治学领域重要作家的地位，并且帮助她获得了一些公众服务的职位。芙丽特后来把注意力转向了商业，并且成为私有企业领域备受尊重的咨询师，她将自己以往总结出来的有关民主的原则运用到商业中去。

德鲁克对芙丽特的工作的承认是有问题的。他一方面称颂她的工作，并且承认有很多人都从她开创性的工作中受益匪浅，但是同时他也宣称自己和其他人“是在并不知晓芙丽特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但是，玛丽·帕克·芙丽特基金会则指出，德鲁克“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芙丽特的作品”，并且指出，德鲁克宣称芙丽特是他的“导师”。德鲁克的“发现”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芙丽特的很多思想出现在德鲁克的作品中。不过，事实是芙丽特的思想和德鲁克的许多概念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