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创造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新的财富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创新而创造出来的。因为研制出了新的治疗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医学上的创新，疾病的治疗水平才得以提高。而学习能力的提高则是通过应用脑科学的突破，通过学习理论的进步，通过信息技术的学习促进工具的利用而实现的。

为了逆转不断衰退的熵的倾向，必须进行变革和创新。熵是物理系统、人的系统和组织系统中不断趋向衰退的一种自然趋势。变革和创新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只有变革和创新才能对抗这些熵的趋势，才能在面临熵不断向下拖拽的情况下继续取得进步。

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看清那些已经显露头角但是尚未被社会机构感知到其影响力的重大趋势。德鲁克就洞察了这些新的趋势（“未来已经发生了”4）。他也早在其他人意识到之前就看清楚了这些未来的趋势，他警示我们每个人关注这些趋势将会对机构和个人带来的机会和威胁。正是因为这些趋势初露端倪时他就注意到了，因此，随着这些趋势不断兴起，他还有时间仔细地、反复地测试他的发现，看看它们与事实之间有多少出入。身为一个咨询师、一名教师和一位作家，他总是洞幽烛微，辨源识流，时常提供真知灼见，帮助管理者和个人充分利用新兴的趋势以及蕴藏其中的变化。

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方法论：“即便生而见之，亦需观而察之”

德鲁克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周遭事物的敏锐观察者。德鲁克之所以是一个极富才华的社会生态学家，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所拥有的丰富的知识。在辨别新兴趋势的寓意方面，他兼具愿望和能力，在深思和参悟这些寓意方面，也是如此。德鲁克的座右铭“即便生而见之，亦需观而察之”（来自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座右铭，也是社会生态学这门学科的篇言。而这门学科是关于行动的学科，关乎结果的学科。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从头至尾一直在讨论的那样，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深受从许多学科那里综合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德鲁克在其教学和写作中总是更强调管理的实用性，而不是其学术性。例如，他通过强调军事将领出现在前线上的重要性来表明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成为下属追随的榜样。他将组织的价值观比做维他命，可以确保一个组织的健康和活力。他宣称自己是通过向各类组织及其管理者提供咨询而不是通过教宗教课而学到了更多关于宗教的内容，关于善和恶的力量。相对于简单地阅读宗教文本，现实显然是更好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老师。因此，即便我们总是在强调历史上的思想家对德鲁克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更重要、更需要牢记，那就是，其著作就本质而言不是纯思想性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组织中的实用性方面。

同样，德鲁克对于学习和学术研究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学术方法。（这一特性有时令他遭到垢病；许多评论家都点出了其著作中不标明资料来源的问题。）他的兴趣极为广泛，而且时不时地转换到新的研究课题上。德鲁克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个总是试图闯进或跟进“多种知识”的人。在宗教领域，他阅读了有关圣方济各、圣波那文都、托马斯·阿奎纳的作品，还专门研究了圣保罗的《使徒书信》手稿。他曾经学过几年数学，包括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其目的在于对这些领域及其对社会生态学工作的重要性都有所理解。混沌理论研究的是复杂系统的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这一理论最初来源于这样一个概念：一只蝴蝶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会造成世界上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产生飓风或诸如此类的气候事件。混沌理论告诉德鲁克，要想预言未来是徒劳无功的；人最好能够真心欢迎变化，将变化视为机会，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