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拉尼（1886-1964）

德鲁克在其回忆录《旁观者》中有整整一章是献给波拉尼家族的。在该书其他地方，他也提到，“我从波拉尼身上所学到的东西也许是最多的，尽管这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德鲁克从很多方面对波拉尼进行描述，其中之一是说后者有践行社会生态学的才能：“他擅长分析，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在事物的早期阶段就看出此时并不显山露水的重要发展趋势。”

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拉尼的生活和德鲁克非常相近，但是他发展出了一套不同于德鲁克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哲学。波拉尼出生于布达佩斯，后来到了维也纳，并在担任《奥地利经济学人》杂志的高级编辑时遇到了德鲁克。波拉尼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此当希特勒掌权时，他丢掉了工作。后来，他移民到了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成为德鲁克在本宁顿学院的同事。在本宁顿学院，波拉尼完成了其原创性著作《大转变》，在书里，他挑战了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信条。2

波拉尼和德鲁克都意识到了用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所隐藏的危害。德鲁克的主要批评对象是极权政府的非理性承诺，波拉尼则是抨击19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大转变》一书中，波拉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19世纪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在于将经济上的自我利益作为唯一的驱动力这种信念，他说：“19世纪的文明所赖以建立的动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合理的，因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提到可以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提供合理依据的程度，这种动机，一言以蔽之，就是攫取。”波拉尼认为人类不仅仅是经济动物，纯粹受财富追求的驱使；更重要的是，财富应该代表的是在一个大社区内的地位和成员身份：

最近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那就是，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作为一个原则，总是涵盖在其社会关系之下。人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护其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体利益；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保护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他之所以珍惜物质财富只是因为这些财富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

波拉尼关于物质财富的价值的分析呼应了德鲁克的很多看法：工业化组织需要为人们提供社会地位和用武之地；工作与其说只是为了挣一份工资，不如说是为了在社会找到应有的意义：“除非各个社会成员真正理解他们的工作和目的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目的和形态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工业化社会本身是无法有效运作的，甚至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尽管波拉尼和德鲁克都看到了社会力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但是关于社会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波拉尼认为可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影响经济；例如，他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该方案有很强的政府计划的色彩，或者说希望“各国政府在国际上展开经济协作”。相反，德鲁克对于人类通过监管或者其他政府干预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能力基本不抱信心。他认为，波拉尼的结论信奉“社会救赎”；据德鲁克所说，波拉尼认为，德鲁克相信一个“充分的、尚能容忍的但是也是自由的社会”是“不温不火的妥协”。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希望在极权主义的虚假承诺之外找到一个替代性方案，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坚信正是这些虚假承诺让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