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激励：鼓励合理行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生活的物质资源，却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

79岁的我，为什么每天要在办公室里度过9个小时，然后在回家健身、和利兹共进晚餐之后，还要继续工作呢？当然，我既不是为了还房贷，也不是为了攒学费，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家庭圆满了。虽然我过的不是苦行僧般的生活，但追求物质财富从来都不是我工作的动力。

我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一直过有意义的生活，或者说，过有成就感的生活。我想尽最大可能，让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我宁愿为了理想而死，也不愿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创造良性利润（即以经济方法获利而非政治方法）就是社会对我所做贡献的认可。因此，它也是我的工作动机之一。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很多CEO的薪水太高了。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CEO的个人收入来自企业福利。但如果可以使多方同时受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限制人们努力创造更多的良性利润呢？通过实践有原则的企业家精神获取利润，即以经济方法创造长期价值，那么，公司利益必然与客户、供应商、社区、员工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保持协调一致。

每个公司都应尽可能地运用激励的方法，鼓励员工充分开发和运用自身能力，以讲求原则的方式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长期价值。MBM不会随意为员工的角色、职责和要求设定限制，也不会限制员工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唯一的制约是员工必须以“有原则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价值。

MBM的第五个维度关注如何以有益的方式进行激励，而不至于产生消极作用。就像利润有良性利润和恶性利润之分，激励也分为有益的激励和不当的激励。当科氏工业的员工为公司创造了卓越价值，我们会基于此价值奖励员工本人。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他在苏联的经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通过这些故事，我很早就体会到激励的重要性——尤其在看到苏联几十年后的没落，这种体会更加深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曾宣称利润是盗窃的弗拉基米尔·列宁，为实现理想与目标也要求助于激励。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强迫农民以很低的固定价格将谷物卖给政府。当农民拒绝，政府就会强行没收。

后来，列宁发现这种强制手段并不能达到目的。在1921年的党内会议上，他说：“只有与农民达成协议，才能拯救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按市场价向政府出售谷物，这项政策一直延续至斯大林时期。

奖励那些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行为，这样有益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实现最大和最普遍的社会福社。采用不当的激励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浪费和腐败，让绝大部分人在贫困中饱受煎熬。

然而，很多公司并没有吸纳自由社会以创业和发展为目标的有益激励，相反，他们依赖的是层级制度、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或薪酬体系、事无巨细的薪酬计算公式、利润分享以及基于通货膨胀率的薪酬调整工具等，这些方法往往会引发员工的不良行为。

例如，如果公司按照职位高低，而不是创造价值的大小发放奖励，那么，即使有些员工并不擅长领导他人，也会绞尽脑汁地把升职（并增加他们所管理的下属人数）当成唯一目标。按照我们的方法，如果员工创造的价值超过其领导者，他们的收人自然应该更高，而与其职位无关。这类似于职业体育的收入奖励机制，只要表现出色，运动员的收入就会超过教练。

对习惯于等级文化的领导者来说，这样的逻辑当然难以接受。对于希望以职位或资历而非贡献决定薪酬的人，这同样会让他们感到不安。按我们的经验，如果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与我们的薪酬制度相抵触，那么，该公司的员工往往不愿接受挑战，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当前利益。

在科氏工业，大多数员工都希望尽其所能，为自己、公司、客户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如第7章所述，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依据一套清晰的价值观和理念进行人才的选拔。很多公司对价值观和理念缺乏必要的认识，在人才选拔方面也不够严格，招聘结果自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