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代美国移民，我父亲弗雷德·科赫为MBM贡献了很多关键内容，比如对价值和企业家精神的强调。父亲是一个约翰·韦恩式的人物，他的成功源于勤奋，他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科氏企业文化中的某些核心理念（这显然不能速成或通过学习来掌握）：重视辛勤劳作，强调诚实正直，谦虚为怀，坚持终身学习。

在父亲的打理下，科氏工业实现了盈利，与此同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和学习，远离奢华挥霍的生活方式。尽管他智力超群，为人却极为谦虚，他会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坚信诚实是最宝贵的品质。他还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的下一代继承这些美德。

一些公开发表的记载中曾提到，青少年时的我不仅固执，而且叛逆心极强，这绝非凭空杜撰。在二十几岁时，我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热衷于寻找以自由选择之道来解决人类问题的办法，甚至是一些激进的方式。

1961年，我进入父亲一手创建的家族企业，当时的我立下了两个宏愿：一是帮助父亲打造一家有原则、有创新性并以创造真实价值和良性利润为宗旨的公司。在以父亲为核心的公司领导层的带领下，公司的净资产已达2 100万美元，但我认为我有能力让公司更上一层楼。不久后，我就在心里勾勒出公司的成长愿景。（2013年，科氏工业的估值已达到我当时目标的70倍。）

我的另一个宏愿就是去探索那些让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深受母亲的影响，她始终认为，帮助每个向她伸出求助之手的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关爱他人，具有奉献精神，在我看来，这也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追求的理想：

正是这种“为他人想的多，为自己想的少”的美德，以及摒弃自私并乐善好施的品行，构成了尽善尽美的人性；也唯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情感和愿望和谐共存，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繁荣。

斯密认为，只有自觉自愿地控制我们人性中的自私面，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父亲也让我认识到，以强制手段追求“人性完美”必然产生副作用。当时，我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这毕竟是他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厂时的亲身体会。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对政府角色的认识却发生了转变，这源于我在威奇塔那段挑灯夜读的时期。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通用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核工程与化学工程的硕士学位。通过读书和研究，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的宇宙中，而且自然界服从某些规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识和尊重这些规律。比如，牛顿第三定律表明，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反作用力。（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经常忽略牛顿第三定律，甚至不惜让自己身陷险境。）

这促使我开始思考，社会福社是否也服从某种规律。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每个相关学科，包括历史、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我恨不得读完与之相关的一切材料。我发现，所有相关学科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解释了不同社会制度对社会福社的影响。

我研究过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象征自由的“荷兰黄金时代”、大英帝国以及其他主要文明的历史。结论显而易见：人类不仅习惯忽视物理学的客观性，也对“如何最好地生活和工作”这类最基本的社会原则视而不见，甚至宁愿以身试法。

几乎所有与哲学沾边的内容，从“左派”到“右派”以及两者之间的任何派别，我都有所涉猎。随后，我发现自己的政治取向不能简单地用当下的“保守派”或“自由派”之类的词汇来概括。

普拉图·亚里士多德、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威尔·杜兰特、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卡尔·波普等人都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只不过这些烙印有好有坏。在社会福社基本规律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亚瑟·哈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亚伯拉罕·马斯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迈克·波兰尼以及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对我启发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