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记得最早改变我人生的两本书，它们分别是弗洛伊德·亚瑟·哈珀的《工资为何上涨》（Why Wages Rise）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

被人们称为“秃子”的哈珀曾是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他指出，与很多人所想象的不同，强迫企业向员工支付超过其生产力价值的工资，并不会提高员工的整体福利。相反，这样做反而有可能造成部分员工失业，进而减少总产量以及全体员工的福利总额。哈珀认为，真实工资取决于员工的生产力。弱化生产力和工资之间的必然关系，只会削弱员工的整体福利。（因为根据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都会产生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

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偏离越大，由此导致的失业就越严重。这种偏离还有可能致使衰退演变成萧条。例如造成1929年“大萧条”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推出的若干政策。在他犯下的诸多错误中，强迫维持低物价和高工资的政策可谓“功不可没”。反之，在工资制度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自愿性安排有助于实现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员工的生产力很高，雇主要想留住他，就必须支付高额工资。

另一个在年轻时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是纽约大学访问教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以无与伦比的深度和视野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以全心维护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始终如一的法律制度以及商品与服务的自由交易权，构成了最有利于实现人类福祉、进步、文明与和平的社会制度。

米塞斯教授在其传世巨作《人类行为》一书中，为人类如何实现最理想的生活及合同劳作描绘出一幅画面。他回答了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我们如何认知事物？”“我们如何判断何为真实，何为正确？”

书读得越多，我就越坚信，普适性的人类福社必须依赖有效的社会制度，明确和维护私人产权，提倡言论自由、限制对私人协议及交易的干预，并允许以人类行为引导价格，而不是主观臆断事物的“理论”成本。

允许人们在公正限度内自由地寻求个人利益，是实现社会进步最有效、最具持续性的途径。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追求和实现幸福，就必须赋予他们自由，允许他们自主选择和犯错，而不是胁迫他们接受外界强加的选择。

我一边如饥似渴地吸收这些思想，一边摸索企业管理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原则不仅是社会福祉的根本（这一点已经被我的跨学科研究所验证），也是企业发展和成功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在本质上相当于小型社会。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挑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果不其然，我最终感受到，适用于社会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组织。

尽管科氏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有创新、成功和成长，但也有挫折和失败。我们从中收获的经验和教训得以让MBM在理论和实践中生根发芽，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坚信，未来依旧如此。

自《做大私企》出版以来，科氏工业始终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地追求自我完善，努力适应创新和破坏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不断调整组织愿景，持续开拓新业务，培育创新能力，并持之以恒地扩大、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科氏工业的员工人数大幅增长，股东权益也增长了一倍有余。这一切都得益于整个组织在认识和运用MBM上的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