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联邦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工，而是在一系列遮阳伞下对企业进行分组。这使得那些拿着雨伞的人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并且很少关注当地的需求或者市场上那些人的知识和联系。这也不仅仅是赋予前线或不同国家的权力。这忽视了人们在更远或其他群体中的专业知识。

联邦主义应对所有这些压力，平衡组织中心，专业中心和行动中心，运营企业之间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Barnevik谈论的是集中报告，而非集中控制，因为他的大部分关键人物都不是ABB全球业务线和国家公司的核心。

联邦组织的真正中心分散在整个运营中。他们经常见面，经常说话，但他们不需要住在一起。这样做会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会在一个集团和一个地方集中过多的权力，而联邦制则通过在许多决策点上分散责任来获得其力量和精力。ABB的情况可能看似极端，但有一家私人公司，名义上也位于瑞士，在全球拥有80,000名员工，但其中央公司没有人员。

这不完全正确。有一个人为整个组织注入了他的个性 - 虽然没有他的力量 - 并且将所有事物与他的愿景结合在一起。从各方面来看，同样适用于Barnevik，他似乎一下子到处都是，与他的经理们一起举办研讨会，激励，质疑，鼓舞人心，“作为传教士”，正如另一家全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说的那样。联邦主义中心总是小到极简主义。它们存在协调，而不是控制。

商业的第二个悖论在于它宣称对自由开放市场的偏好是效率的最佳保证，即使其管理者本能地组织自己的集中控制操作。

两百年前，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集中力量总会导致官僚程序最终扼杀创新，消除个体差异，从而抑制增长。然而，为了提高效率，企业尽最大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识别操作。如果在密尔沃基有什么作用，它应该在曼彻斯特工作，逻辑就是如此，如果确实如此，它肯定会让那些在中心的人更方便。当然，管理层也相信只有中心才能了解全局，只有中心才能做出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决策。

这种信念可能是真的。但成本很高，官僚机构失灵，拖延和失去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企业中，运营的分解价值超过了整个企业的市场价值。该中心具有负增值，或者换句话说，中央计划和控制的交易成本超过了他们无疑的贡献。

“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可能是处理这一悖论的时髦口号，但只要所有真正的权力都存在于通常仍被称为总部或有时暗示克里姆林宫的地方，它就无法奏效。另一方面，一个空心的公司很快就会缺乏方向，标准或任何形式的凝聚力。

一家英国家具公司有一条规则，它只会向外增长，而不是向上增长。没有业务部门将包含超过100人。因此，随着公司的蓬勃发展，它建立了新的工厂和小型企业，每个都是自主的，每个都负责产生自己的客户和专业知识，每个都将利润汇给中心，并且只在需要时利用中心和其他人。该系统在蓬勃发展的时代运作良好。但是，经济衰退和分配稀缺资源的必要性，没有人留下权力，权力或知识来做出这些战略决策。留给自己的是，当地人无法全球思考，有时会发现五个独立的业务部门相互竞争同一订单。开放市场本身并不比中央计划更好。

“你不拥有你不能指挥的东西”总结了下一个悖论：当你无力承担或者可能不想让你的企业成为你的企业时，企业的愿望就好像是你的。全资商业帝国正在成为过去。在一些国家，地方代表权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民族主义反对一切日益全球化。但无论如何，帝国太昂贵，风险太大。通过一系列联盟和企业扩大一个范围是更便宜和更安全的。当Pepsi-Cola和Whitbread共同组建英国必胜客时，百事可乐需要Whitbread对英国休闲和房地产市场的了解，而Whitbread需要百事可乐的披萨专有技术。一个人没有另一个人也做不到。

然而，联盟很难管理。部分拥有的公司不善待其他国家总部的订单。也没有联盟。与婚姻相似，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人共处而非管理，更好地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之上，而不是法律文件和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分享权力，赋予自治权，并通过信任和共同目标（联邦制的两个主要成分）将婚姻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这些悖论正在引发大型组织的结构性变革，另一股力量正在推动公司走向联邦制。我称这种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吸引力，它影响组织的过程，就像结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