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我对这些时代仍充满希望，因为更多天生的仆人正试图看清这个世界，并仔细聆听正预示“当下”的声音。他们用更大的力量挑战无处不在的不公正现象，他们就社会生活品质的巨大差异展开了更激烈的争论，他们明白这种社会生活品质对可用资源来说是合理且可行的，另一方面，对于现有服务于社会的所有机构的实际绩效来说亦然。

在权力和权威问题上，一种新的批判性思维正逐渐为人接受，无论如何犹豫不决，人们已经开始学习以自愿以及更具创造性的支持方式相处。一种新的道德原则正脱颖而出，该原则认为值得人们效忠的唯一权威是由被领导者自由和知情地给予领导者的权威，这是对领导者明显的仆人地位成比例的回应。那些遵循这一原则的人不会随便接受现有机构的领导权威。“相反，他们只会自由地回应那些被选为领导的人，因为人们已检验过他们、视他们为仆人”。如果这一原则在未来普及，那么唯一真正可行的组织机构将显然是那些由仆人领导的组织机构。

这些趋势将成为塑造社会重要的力量，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一愿望之前的漫漫长路。我们尚未到达达成目标。但我看到了即将来临的鼓舞人心的趋势。

这个趋势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发起人能否认真处理人应该如何在社会中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许多人做出了自主和独立于传统之外的了不起的决定，并且坚决反对不公正和虚伪，但他们却发现很难使自己成为更美好社会的坚定建设者。他们中有多少人会通过艰难抉择，做好怎样的周密准备去建设这个社会，并成就自己的圆满？这一切都取决于出现怎样的领导，以及这些领导——或我们——如何回应他们。

我的观点是，更多的仆人应当成为领导，或我们应只追随仆人式领导。可惜这一观点并非广受欢迎。如果对现在的预期不这么苛刻，那就称心多了。有几个要求不高、可能略有争议的选择方案。一个方案是，因为社会腐败，那么就应通过回归田园诗般的生活躲避它，这种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系统”的牵连（有了这一“系统”，才能使这种回归成为可能）。还有一个方案是，既然改革现有机构的努力并没有立竿见影，那么就彻底摧毁它们，建立全新的完美的机构。至于从哪里获得新种子，由谁来作为园丁去照料，人们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些问题。仆人式领导的概念与这种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年轻人想要选择更容易的替代方案也完全可以理解。只要让更多人的受教育时间延长到成人年代，这样，当年轻人做好准备时，他们就不需要参与社会活动了。由于教育主要是抽象和分析性的，因此毫无疑问，人们就会更注意批评，而“’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就得不到更多的关注。

我们仍然需要有批评，但如果仅仅是批评，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在危机时刻，就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领导力危机一样，如果太多的潜在社会的建设者被错误的剖析和瞬间的完美所吸引，那么我们许多人希望看到的运动将会倒退。危险或许在于，我们听分析师的太多，而听艺术家的太少。

在我看来，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与其所在时代的其他伟大艺术家不同，并且无愧于“预言家”的称号，因为他不懈地要求我们每个人正视我们严苛的生存条件，并且像西西弗斯（Sisyphus）一样，“接受我们社会的动荡以及在应对它时找到快乐”。加缪（Camus）最新发表的讲稿——《危险地创建》（CreateDangerously）——最后一段提及了仆人式领导，针对我们对此的关注，他的立场总结如下：

人们可能像我一样渴望火焰更温和，以便有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沉思。但也许艺术家只能在激烈的战斗中找到和平。爱默生说得好：“每一面墙都是一扇门”。不要到别的地方寻找门和出口，就在我们所住地方的墙上找。相反，请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寻求喘息的机会。在我看来，这就是我应当找的地方，它就在那里。有人说过，伟大的想法如鸽子一般温和地悄声出现。那么，也许在帝国和国家的喧嚣中认真倾听，我们将听到一丝微弱的鼓翼之声，听到温柔的生命和希望的跃动。有人会说，国家的希望在此，而其他则在于个人。我宁愿相信它由无数独立的个体唤醒、重建和滋养，他们每天的行为和工作都会否定历史的边界和最粗鄙的含义。因此，每个人在其自身痛苦和快乐的基础上，为所有人建立起一种闪耀着永恒的真理。

随后，人们被迫接受人类的环境、痛苦和喜悦，并将其不完美作为基础，个人通过冒险的创造性成就建立一个整体的基础。对于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来说，除了利用它之外，并无整体可言。而且，正如加缪所解释的，这种情况很艰难，而且喘息的时间很短暂。他将为自己最近的一次大学讲座命名为“危险地创造”，这一点也值得关注。而且，当我思考仆人与领导的融合时，这似乎就是一个危险的创造：天生的仆人成为领导是危险的，领导首先是仆人是危险的，追随者坚持由仆人领导也是危险的。这三种情况都有更安全、更简单的备选方案。但为什么还是要这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