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在三百年前写到如何当好王子时曾这样说，“因此，它的发生与状态有关；因为如果很早就预见了（只有精明的人才会能做到）酝酿的阴谋，那么人们便很容易应对这些阴谋。但是，如果缺乏这种能力，而使得阴谋继续发展，等到人人都可察觉时，也就于事无补了。”人们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出一些未来事件的发展概率。但是，正如前文提及的实际决策，往往存在需要弥合的信息差距，人们必须营造有利于产生直觉的环境。这就是马基雅弗利所说的“很早就预见了（只有谨慎精明的人才能做到）。”精明的人经常把“现在”想象成是动态的概念，他认为过去、当下和未来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要求一种特定的生活节奏来鼓励培养从无限期过去，到当下，并延伸至无限未来的整体事件的高度直觉洞察力。人们每时每刻都同时是历史学家、当代分析家和先知——这不是三个独立的角色。这就是每天都在身体力行的领导者。

以这种方式生活的部分原因与“信仰”有关。压力是大部分人现代生活的状态，如果某人是仆人式领导，并肩负着对其他人的责任——带领大家前进，那么他便也同时担起了困难与挫折（对于有些领导角色来说，真的是困难与挫折）——他也相信，如果一个人在意识上具备必要经验和知识，那么“在这种情境下”，他取得最佳表现所需的直觉洞察力将会出现。在大量不确定的事务中（包括典型的家庭事务），还有其他办法使人在面对不确定时保持冷静吗？人们相信可解决问题的洞察力终会到来。他们按照创造性过程的步骤，进行有意识的分析，然后适时而退，那怕只有片刻时间，来释放分析所带来的压力。随着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过去或将来逐渐延伸到关注当前，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会逐渐减弱。具备这种能力是一个有活力的领导的基本素质。

先见之明被视为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心似乎有一台永久运转的电脑，对所有交叉发生和随机产生的事务进行处理，而这比现今人类创造的一切技术还要复杂。有先见之明，意味着能够把握瞬息发生的事情，将其与过去的预测相比较，与此同时对未来作出新的预测——越趋向于无限的未来，预测的准确性越低。

领导者未能（或拒绝）预知，则有可能被视作“道德上的”失败，因为有时是由于未能及早预知当下的事件，未能在能够自由采取恰当的行动的时候有所作为，（当对道德方面的考虑不够时）而在道德上做出妥协。这个社会称为“不道德”的行为往往是当下别无选择的行为。按照这一标准，如果社会始终能够将“不道德”的标签贴到失败的预知上，并贴到在可以自由行动时却未能采取建设性策略的行为上，那么许多假装清白的罪人就不会再假装无辜地到处晃悠了。

远见是领导者所具备的“领导能力”。一旦领导者失去这一能力，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变得棘手，他们成了名不符实的领导者。他们并非在领导，而是能对即发事件采取行动，他们可能就不再是领导了。目前已有大量丧失领导力的实例，这些实例都源于未能预知本应预知的事情，领导者在可自由行动的情况下也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关于如何获得这种先见之明，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这里只说一个方面，即它要求人们活在某种分裂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处于两个意识层面。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充满了担忧、责任、有效的、有价值导向的。另一个，从长远的历史放大到无限的未来来看，人们也是独立的，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目睹今天的事件，看到自己深深卷入今天的事件。这种分裂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预知到不可预知的情况。而且，从一个意识层面来看，我们每个人时刻都在一系列假设中坚决地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从另一个层面通过行动对这些假设的适当性进行了检验，以便在未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这种观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意识与感受

构建所有这些的都是意识，它打开感受的大门，使人们能够获得更多来自环境的感官体验和其他信号，而不是平常所接收的信息。意识有其风险，但它使生活更有趣；当然，它也增强了作为领导的有效性。当人们意识到时，警觉性会比平常更高，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紧急情况，并且会在无意识的计算机中存储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将来需要时产生直觉洞察力。

威廉·布莱克曾说过，“如果感知的大门消失殆尽，那么在人类的眼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无限的。”那些已经向外敞开感知之门的人，一般都明白布莱克的这种说法不仅仅是诗意的夸张。大多数人的感官都十分有限——无论是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我们总是忽视掉最微小的事物与体验之中蕴藏的伟大。我们也总是忽视领导的机会。然而，同时这也存在着危险。当感知之门大肆开放时，有些人无法清楚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最好逐步测试自己对意识的容忍度。领导的资格指人们可以容忍持续的广泛意识，以便更好地“看清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