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只采取一项行动——做成大事的方法

这里我们将提及关于托马斯·杰斐逊的两件轶事。首先，他在年轻时有幸找到了一位导师——威廉斯堡的一名律师乔治·威思（George Wythe），他原来的房子仍然在重建后的村里。乔治·威思是他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也是制宪会议成员。他因任托马斯·杰斐逊的导师而出名。杰斐逊在威思的公司学习法律期间，也许正是导师对学生的影响，使得杰斐逊朝着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前进，并且有些偏离了他打算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当一名非主流的弗吉尼亚学者并定居下来的发自内心的想法（尽管受威思的影响，他这种想法仍有所保留）。本文提及乔治·威思的观点，主要是为了阐述老年人在帮助潜在的仆人式领导者以最佳状态出现这一点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许杰斐逊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一切，这在历史上比《独立宣言》或他后来在总统任期期间所作的贡献都重要。随着《独立宣言》的发表，战争开始了，民众强烈要求杰斐逊在战争中承担重要角色，但他一一拒绝了。“他清楚自己是谁”，他决心主宰自己的生活。他选择了自己的角色。他回到了弗吉尼亚州，而且在战争期间没有离开。

杰斐逊相信殖民地将赢得战争，他们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体系，在他《独立宣言》中所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因此，他回到蒙蒂塞洛，当选为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的成员，并着手撰写体现新国家新法律原则的新法规。他与坚决反对保守派的同僚据理以争，开始将这些法规纳入弗吉尼亚法律。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到威廉斯堡竭尽全力与他的同僚进行权利抗争。然后他又骑马回到蒙蒂塞洛，重新点燃他的激情，起草更多的法规。带着这个想法，他回到威廉斯堡再次辩驳抗争。他在那个时期写了一百五十条法规，其中有五十条被纳入法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将教会与政体分离。多年来，弗吉尼亚州的立法者一直在深入研究剩下的一百条，以便在处理新的紧急问题时借鉴这些法规。

几年后起草宪法时，杰斐逊甚至不在场；他在法国担任我们的大使。他不必在场。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且他制定的法规已在弗吉尼亚州推行。这就是领导者工作的奇妙方式——当他们清楚自己是谁并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会选择每次仅采取一项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总免不了挫折。

概念化——领导的主要才干

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已长大成人，人们称他为丹麦民间高中之父。要了解民间高中的重要性，则需要先了解丹麦的一些独特历史。由于丹麦是一个小国，国外的人很少知道这段历史，因此格伦特维及其开创性贡献鲜为人知。有个伟大的教会一直致力于研究他在哥本哈根的回忆，教会证实了丹麦人对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看法。

十九世纪初的丹麦是一个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它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大量的农奴在庄园里受奴役。改革于世纪初开始，土地划归为农民的个人所有。随后，丹麦迈出了议员制政府的第一步。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这样记录道：“十九世纪初的丹麦农民属于下层阶级。他们在义愤填膺中顺从，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地主和政府官员。他们没有文化和技能，仅仅在生存线上生活。当时的农业改革是在没有农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农民甚至不了解改革是什么……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农民”，而不是“由”农民发起改革。经过本世纪，这个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现如今该阶级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社会方面都在丹麦人民中占据主导地位。”

自由——拥有土地和选举权——不足以带来这些变化。格伦特维明确设计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来改变现状。格伦特维是一位神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虽然他本人是一名学者，却信奉积极的实践生活。他曾构想了一种学校，即民间高中。这是一种能使丹麦的年轻人通过短期、高强度的学习了解丹麦民族的历史、神话及诗歌的寄宿制学校。他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讲，而不是向有文化的阶层。当时那些“有文化的人”认为他是个迷茫的幻想家，并轻蔑地背弃了他。但是农民们都听他的，他们的天生领导人用自己的资源来协助他开办民间高中。

 “精神（而非知识）就是力量”，“母语中具有生命力的词汇”，“现实生活是最终的检验”，这些都与德国及丹麦存在的理论化倾向大不相同。它们成为了这种新兴学校的指导思想。五十年来，长寿的格伦威特积极而热忱地支持这种新兴学校，认为这种学校能够让农民将自己上升至丹麦国家文化的高度。 在民间高中的刺激下，农民青年开始进入农业学校学习，并借鉴英国的模式建立合作社。

有两件事情使新农民运动趋于成熟，并促使新农民在本世纪末获得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在1864年与普鲁士爆发的一场灾难性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对国民的憧憬给予沉重的打击。不久后，世界市场急缺玉米，而由于新世界农产品丰富，玉米成为其主要的出口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