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高中的精神动力催生出农民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使得丹麦在将其出口顺差由玉米转向“黄油与培根”的过程中，挺过了因此带来的震荡，它使得国民精神得以重振，并在割让给德国的领地上长期保有了丹麦的传统（这一领地直到一战后才还给丹麦）。。

所有这些令人瞩目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都源于一个人的概念化领导。格伦特维本人并没有创办或经营任何一所民间高中，尽管他曾多次在学校中授课。他给予这些农民的，是他对他们的爱，他为他们清晰地展现了什么是他们必须要为自己做的，他给他们带来了能为人所理解的奉献精神——即便是在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不断地告诉他们，他很相信他们的价值，相信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只要能唤醒他们的精神。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精神的无上重要性。

就是现在！

前几个世纪的这三个例子描述了几种在追求共同利益过程中不同风格的领导。虽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用的提示，但它们并不是今天的通用模式。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像伍尔曼、杰斐逊和格伦特维这类开拓型领导十分“情境化”，因此他们很少运用已有模式。相反，它似乎是对即时发生的机会给予一种新的创造性回应。过分关注别人是如何做到的可能会抑制自己的发挥。在这些千变万化的时代，人们想知道当代领导需作什么样的努力，我们才会在一百年后视其为像上文描述的三位领导一样的开创者？让我推测一下。

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时代的迹象表明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将是这样一个时期：黑皮肤的人、穷苦的人以及被世界隔离的人将有力地宣示其地位，他们不受特权精英（如伍尔曼、杰斐逊和格伦特维）领导，而来自他们当中的杰出人士将成为领导。

也许今天的一些特权最好就是站在一旁，只有在需要他们的帮助和指示他们时才站出来。甚至概念化也可能做得更好，即使不是像格伦特维这样的精英在其时代的做法一样，而是由世界上黑皮肤的、穷苦的以及被隔绝的人的领导来推行概念化。正如米格尔·塞拉诺（Miguel Serrano）所说，那些现在享受老规则的人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在这股巨浪中潜水，他们带着在所见中积累的智慧，希望在这些动荡的时代结束时，黑皮肤的、穷苦的以及被隔绝的人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能够自由地从现在有特权之人存储的东西中选择他们发现的有用之物后，他们能够到达准备使之得以实现的彼岸。今天享有特权的人很少会选择这条道路。但是那些将自己视为“先当仆人”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

我没有先见之明，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也不是在预言黄金时代的到来，还没这么快。但我确信，“一些”今天享有特权的能够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人会发现其中的乐趣，“只要”他们能够放弃目前关于如何最好地为受忽视群体服务的观念，他们只需等待和倾听直到受忽视群体自己觉悟，之后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需求，并最终清楚的阐述他们需要怎样的服务。现在享有特权的天生仆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他人需求的优先级别，从而可以再次领导和服务于他们。同时，当他们听取了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建议——“他们只为站着和等待的人服务”，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提出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引发思考。

在长期非同寻常的动荡期间，那些今天享有特权的人更愿意加入战斗，尽可能积极地服务和领导，他们更是建议将伍尔曼、杰斐逊和格伦特维当作楷模仔细研究。研究而不是复制这些方法的细节，将他们作为具备高度创造性的例子。作为个体，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优势，不依靠对于自己来说不自然的东西。他们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把握得很好。

疗伤与服务

信仰各异的十二位牧师和神学家及十二位精神病学家共同召集了为期两天非正式研讨会，其主题围绕着“疗伤”一词。会议主席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他的开场白是一个问题：“无论是牧师还是医生，我们都是治疗师。我们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与会者对该问题仅仅作了十分钟的激烈讨论，随即所有医生和牧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说，“为自己疗伤。”

疗伤是一个有趣的词，它的意思是“使完整。”上文的例子表明，事实上人们永远不会变得完整。它是人们一直追寻的东西。仆人式领导或许也与牧师和医生一样认可为自己疗伤是他们的动机。如果在仆人式领导与下属的沟通中，暗示他们对完整的追寻就是他们所分享的东西达成一致时，那么在享受服务的群体和受领导的群体间便会交流一些微妙的东西。

对于很多了解的人来说，匿名戒酒会挽救了许多酗酒的人，挽救的人比其它方式加在一起还要多。据说，这个组织的成立会议是在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一位极度富裕的富豪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在讨论这个新近成立的组织应该有怎样的指导原则的时候，这位慈善家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凭我的经验，我很清楚什么事情能够用钱来解决，而什么事情不能。你们想要通过匿名戒酒会做到的事情是没办法用钱来解决的。你们需要的不是钱，你们的事情不是用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