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论述中，我在处理该挑战性问题时遇到了两个难题。

首先，仆人式领导的概念并非是从有意识的逻辑中获得的，反而是在我对利奥的故事冥想时，直觉地感受到了这个概念。从上述种种直至得到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没发现自己的探索和体验有明确的相关性。相反，我认为它是数据的碎片，可以输入我的内部计算机中，直觉便随之而来。在我的思维中，服务和领导仍然是主要基于直觉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正如仆人式领导可能真的存在着矛盾一样，我的感性世界也充满了矛盾。举例来说，我相信秩序，我渴望在混乱中创造。我期待的良好社会是既有社区，也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既有精英主义，也有民粹主义。我倾听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心声，发现自己对二者既感到困惑，又受其鼓舞。理性和直觉，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既令我欣慰又使我沮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即使有这些矛盾之处，我相信我仍和同时代人一样平静地生活着，他们与我一样自由地争论，但他们天生的倾向就是把生活的基本要素捆绑在简洁的逻辑和一致性上。但我衷心感谢那些有逻辑的且始终如一的人，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出于其本性，提供了我无法提供的宝贵服务。

为解决这两个难题，我写了一系列互不相连的短文，记下我从自己经历中得到的点滴启示和体会。这些短文有的论述充分，有的并未展开。放在这一开篇作为引子，再分别阅读那些文章并进行思考。

什么样的人是仆人式领导？

仆人式领导首先是仆人——如同列奥展现出来的一样。他一开始就自然地想要服务，认为服务至上。之后才会有意识地选择去领导。这与因为渴望权力或物质占有而首先是领导者的人有着天壤之别。对渴望权力和物质占有的人来说，他首先要成为领导，服务只是成为领导后的一种选择。先当领导和先当仆人是两种极端的类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着不同的色彩层次，当然也有两者交融之处，体现了人类无限的多样性。

其中的差异在于先当仆人的领导总是优先服务于他人的最高需求。最佳而又难以执行的检验标准是问一下：他所服务的对象是否有所成长？在这些对象被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独立、更可能自己也成为仆人？此外，领导者对于社会里最弱势的群体有何影响？这些群体能够受益吗？或者至少能够不会再失去更多吗？

当一个人开始服务时，如何能够知道结果呢？这是人类进退维谷的一种境况；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基于一些研究和经验，他必须作出假设——但假设应接受质疑。随后根据这个假设采取行动，并检验其结果。此外，还需继续研究和学习，并定期重新审视该假设。

最后，他再次作出选择。也许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相同的假设。但它始终是一个全新的开放性选择。在质疑的阴影下，它始终只是一个假设。“信仰就是选择了更高尚的假设。”不是“最高尚的”，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高尚的”是什么。但是最佳人选可以在做出选择时看到“更高尚的”。由于对一个人行动结果的检验通常会拖得很长，因此坚持选择更高尚假设的信念是一种心理上的自知之明。这是真正的仆人中最值得信赖的品质。

一个自然而毫不做作的仆人，首先要当仆人的人，比那些要先当领导，日后因为出于良心驱使或迫于符合社会规范而选择去服务的人，更能百折不回、更能把服务他人的需求作为最优先的事情去做。

我对未来的希望部分取决于我的信念，即在贫困和纯朴的人群中，有许多真正的仆人将会成为领导，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辨别哪些人是为他们服务的，能确认他们将追随的真正的仆人。

一切始于个人的主动性

世界上善恶的力量都受个体的思想、态度和行动所驱使。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未来我们文明的质量，将会受到源于灵感的个人观念的影响。也许只有少数人会有这种灵感（洞察力），其他人则应向他们学习。领导力的本质是向人们展示未来的方向，它的来源远不止公之于众的灵感。一个人若不是对未来的方向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别人怎么会接受他的领导呢？或许这就是当下的症结所在：太多自诩的领导者对未来并没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为了替自己的不足辩护，他们只好更加顽固地认为这一套“体系”应该得到保留——这在当今这个直率的时代是致命的错误。

但领导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灵感。一个领导者需要振臂高呼“跟我一起来！”。他会率先行动、提出想法、描绘未来、承担风险并抓住成功的机会。在明知未来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危险的时候，他仍能大声疾呼“跟我一起来！”这样的领导才会被信任。

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借由《将就》（Making Do）中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你不适应这个社会，年轻人，年轻人啊，那就自己建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