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组织形式中的权力下放原则

作者：DomènecMelé

来源：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60, No. 3,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ics (Sep., 2005), pp. 293-305

出版商：Springer

网址：http://www.jstor.org/stable/25123581

接收时间：2017年2月23日22:34（协调世界时（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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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首先对一家中型公司进行了案例分析，该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工作设计已成功实现了重大改革。这一原本实行官僚体制、工作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已经完成转变。在重组后的组织中，员工会更加自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不仅需要新的技术与管理体系，还需要崭新的人类学视野。官僚主义规则已经减少，但还没有完全消除，管理者也不再那么专断。因此，员工可以发挥更大的企业家精神，同时培养自身的才能，以实现公司的共同目标。有人认为，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在道德上比旧的形式更优越，它反映了权力下放原则的基本要求。合乎道德的权力下放原则主张，一个更大、更高层级的机构不应行使更小、更低层级的机构可以高效完成的职能；前者应给予后者支持，帮助后者协调其活动与大型社区的活动。虽然这一原则通常用于政治领域，但本文对该原则作为商业组织中组织形式的道德基础进行了探索。最后，本文分析了权力下放原则在商业组织的背景下的应用，建议将该原则视为组织形式的道德纲领。这将帮助减轻官僚体制的影响。在官僚体制下，个人及其尊严、自由、多样性以及以企业家精神承办商业活动的能力，常常无法得到充分认可。

关键词：工作组织，权力下放原则，企业家精神，组织形式，工作设计，天主教社会教义，作为社区的企业，西班牙。

引言

    组织可定义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以稳定可靠的方式协调工作、工作工具和产出的手段。这种协调通过特定的结构（组织形式、管理体系、规则和程序、工作设计等）和具体的行动（战略规划、沟通、动员等）而得以实施。第一次系统阐述现代组织崛起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虽然小型组织常有一些不必要的正式规定，工作分工也过于复杂，但所有的大型组织在本质上都倾向于官僚主义（1947,1978）。

    根据韦伯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对大型社会体系的理性、高效的回应。其特点是高度的权威性，有描述仔细、划分清晰的等级与岗位，有既定的正式关系，正式的授权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范围狭窄，高度专业化以及依据职能进行分部。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受书面规定的约束。官僚体制提供了必需的指导和清晰的责任，并因此而强化每个人的角色，帮助员工变得和觉得更高效，至少在某些职位上是这样。然而，官僚体制并不鼓励通过灵活变通、思想或决策的自主性，为组织寻找各个情况的最佳解决方案。除此之外，官僚的规则最终会置于组织目标之上（Merton, 1957）。

    过去几十年，组织的官僚主义形式正在消退（Dumaine，1991），尽管许多组织远没有抛弃官僚主义（Appelbraum and Batt, 1994；Marsden et al., 1994）。有些作者（例如：Heckscher and Donnellon, 1994）讨论了“后官僚主义”时代。其特点是“减少等级制度的正式层级，强调灵活变通而不是循规蹈矩，以及淡化组织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限——正如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分包、临时工作和临时顾问，而非使用永久的和/或机构内部的专业技术。”（Grey and Garsten, 2001, p. 230）在这一“后官僚主义”时代，“网络状组织”将发挥重要作用（Castells, 1996）。

    灵活性的实现基于分权、授权、参与等实践活动。通过分权，管理层有意将权威广泛下放给组织的低层。通过授权，员工在决策时有了更多权力。通过参与，例如参与质量圈、团队工作和全面质量管理，员工将更专注于本职工作，他们在处理问题时也更加注重具体情况。这些实践通常被视为管理工具或管理技术，如应用得当，将使组织更加高效，其结果将在利润中体现。然而，上述工具也考虑到了人的因素。举例来说，欧洲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基金会开展的一项调查（1997）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该调查显示，对企业来说，组织创新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而对员工来说，则可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工作，且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直接影响其工作生活的工作场所问题。这个“人的因素”引出了这样的问题：不同组织形式中的道德品质如何，道德原则如何为组织形式和工作设计提供道德基础。对道德和组织形式关系的研究仍很少。但是，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种方法专注于组织形式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杰卡尔（Jackall）（1983,1988）发现，官僚机构阻碍管理者努力工作和做出可靠的决策。同样地，鲍曼（Bauman）（1993）的观察也发现，在官僚主义组织中，遵守规则会排斥同理心。另一种方法注重为组织形式提供道德基础。弗雷德里克森（Frederickson）（2002）顺着这个思路，提出儒家学说可为官僚体制提供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