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map的重组真的是一场事关人类学与道德的改革吗？新的组织形式是否更符合人性？Fremap的管理层将官僚体制转变为分权结构，这种结构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在官僚体制下，每个人只是充当一个角色，这在机械性和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中随处可见。官僚体制的价值观基础是法理型权威、办公室职责与个人生活的分离、专业化、精英管理以及普遍主义。卡里尼库斯（Kallinikos）（2003）认为，官僚主义割裂了组织内每个人的角色与其作为一个人的实际情况，这产生了深远的人类学影响。人可以系统地、持续不断地割裂和抑制人的人品中与执行组织角色无关的方面，这为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引入了重要因素。卡里尼库斯还强调，在组织背景下，以及在工作绩效的工具条件下，将人作为一个独特身份进行归类毫无必要。 

    在Fremap的新组织形式下，员工不再只是命令的执行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自己的工作。如今，员工需处理一个案子的所有方面，不仅要监控数据，还要从整体上解读数据。他们有多样的专业化能力，具备针对处理过程的全球视野和针对公司业务的广阔视野。工作变得十分有趣，而不再是单调枯燥的活动。员工能采取主动行动，也有权力做出决策。如今的工作任务不仅专注于做什么，还专注于为谁工作。

    大部分改革都要求员工具备额外的能力。这可以帮助完成更多有意义的工作，增进员工与其任务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可以激发强烈的服务意识（参见图表III）。服务意识与员工紧密相关，如今作为团队的一员，他们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每名员工都对客户负责。除此之外，由于员工现在与客户面对面交流，客户不再是仅仅出现在纸张或文件上的抽象人物。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更加符合人性。 

    另外，作为“整体代理”，员工通过积极、主动、负责的工作获得了自由。其中涉及的几项道德要求在新的组织形式中得到了充分满足。首先，新的组织形式更加尊重个体自由。根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生活要求我们负责任地享用自由，也要求个体与其所在团体形成特定的合作或形成一致。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由，甚至是增进自由，以实现人性化的社会。如果社会生活对于实现人类成就必不可少，那么自由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自由的行动，就没有道德的发展。 

    第二，新的组织形式更加重视人的尊严。人是有尊严的，因此，永远不要将人看作谋取他人利益的工具。康德将其视为绝对命令。其他一些方法也认同这一点，这些方法出于一系列原因，承认每个人都有其固有的尊严，尤其是犹太-基督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由此可得出一个直接结果，即人不应受到利用，而应受到尊重和关心。因此，把人变成生产系统中毫无特色的因子，以此贬低人们活动的价值，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这正是在旧的组织形式下发生的事情。 

    第三，新的组织形式可避免高层团队去做一些低层团队或个人即可以完成的工作。管理层确定目标（其中或许有员工参与），提出基本守则，并通过充分的培训和信息系统支持员工的业绩。这就是权力下放原则所必需的，下文将对其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