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对德鲁克的批评

在德鲁克的批评者中，罗萨贝思·莫斯·坎特可以说是最下工夫的研究者之一。她是哈佛商学院著名的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她对德鲁克著述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发表于《新管理学》杂志上的《德鲁克：未解之谜》一文。在该文中，坎特先称赞了德鲁克对管理实践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其作品的尊崇。然后，她列举了似乎被德鲁克所忽视的诸多管理维度，开始质问道，“他怎么能够忽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呢？”

坎特对德鲁克的最主要批评是，她认为后者的著述对现代商业组织的看法过于美妙、过于乐观了，其所描述的“更像是一个理想中的管理世界，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管理世界”。坎特指出，德鲁克总是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无知，因而单纯依靠教育来解决公司治理的混乱问题。她说，这样的观点是不理解“人或者组织固有的缺陷”这一现实。人是不可能通过教育就变得完美的，而且很多人也并不“只是无知或者被误导了，相反，他们过于贪婪，或者说患有权力饥渴症”。在坎特看来，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和组织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如下一点：“在德鲁克展示给我们大家的世界中，罪恶是不存在的。”

德鲁克对坎特的反驳

    在同一期《新管理学》中，德鲁克对坎特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恐怕罗萨贝思·坎特并不知道的是，我最开始教授的是神学。因此，我对人类永远会表现得像个普通人那样这一事实，其实是了如指掌的，这就意味着人身上充满了偏狭、贪婪、自负和权力欲，当然，也充满了罪恶。不管怎样，我的第一本书谈的就是纳粹主义的兴起。我活跃于咨询界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想，可能是太长了，长得不可能像罗萨贝思所认为的那样，我对罪恶还带着天真的看法……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那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即罗萨贝思·坎特所承继的思想传统，可以回溯到柏拉图关于“物自体”的第七封信的思想传统，几百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作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的思想传统，并不能成为帮助人们抵挡罪恶的有效保护力量。真正具有保护力量的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其他伟大传统（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其力量也是有限的），该传统同样可以回溯到柏拉图（或者至少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即人所共知的“立宪主义”——通过权力来约束权力，确保权力的单位不大（例如，权力下放），通过遏制力量（例如，形成强有力的董事会或者通过由三人组成的高级管理团队）来防范妄自尊大和权欲熏心所造成的危险，以及最重要的，通过将目标和绩效作为而不是个性和“超凡魅力（奇理斯玛）”作为检验标准。1

最后，德鲁克强调了自己作品的基本目的，以此来调和坎特对自己的批评：

我一直试图做到的就是首先建立标准（即应该成为什么样），然后再建立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那些本意良好和拥有美德的人达到这一标准，这至少可以减缓或者阻止腐败和邪恶。

坎特和德鲁克之间的思想交锋为我们提供了其他地方不可能获得的有价值的洞见，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洞见是如此简明。双方的陈述都非常准确，但是要真正理解德鲁克所做的反驳，恐怕还必须理解他的所有作品。很明显，坎特是在仔细阅读了德鲁克在管理、领导力和创新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管理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之后，做出上述批评的。

德鲁克早期的作品，例如《经济人的末日》，对极权主义的兴起进行过分析，他还有社会分析方面的作品，例如《新社会》。对这些作品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轻易地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没有触及“影响到理想实践的人性弱点”问题。而由于德鲁克并没有在其每本著作中都明确地介绍其哲学和思想框架，因此，坎特和其他人，例如亚伯拉罕·马斯洛，就指责德鲁克在关于人的本性方面的假设过于乐观了。

德鲁克和坎特在《新管理学》杂志上的交锋中，坎特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这些问是德鲁克是有意选择不包含在他有关管理学方面最为大家熟读的著作和文章中的；这种有意的回避确实让很多读者无法掌握其著作的全貌。德鲁克对此的回应让大家了解到了，他的作品事实上并没有忽视了人性中的弱点和罪恶的影响力。这一解释表明，德鲁克相信通过一定的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限制各种权力，从而让具有美德的人们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并“至少可以减缓或者阻止腐败和邪恶”。

坎特的批评和德鲁克的反驳直接将我们引入了本章的主题：联邦主义在提升治理有效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联邦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来自美国，支持美国的宪法，我们将使用“公司联邦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在处于中央地位的组织及其各个运营分支机构之间将权力和权威进行合理分配的做法。2

由于联邦主义起源于18世纪关于美国政府的性质和结构的争论，公司联邦主义反映了始于18世纪的那些历史性辩论中的若干关键元素，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原则、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为规则以及组织宪章中特别规定的权力集中制。权力集中制设定了关键性的决策权，留给组织中央的高管们。组织宪章和分支机构章程中约定的政策为各个分支机构划定了运营范围，并确定了处于中央地位的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制度。

德鲁克对坎特的回应也清楚地表明，他视联邦主义为遏制权力滥用、将组织内部的腐败可能性降到最低的关键所在。但是，还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德鲁克并不认为联邦主义一定能够阻止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