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贡献 的确，这些理念几乎都不是德鲁克的原创，它们大都曾经被管理学教科书提及，谈到它们的书少说也有十几本。但是，当明智的思想被德鲁克以明智的方式呈现出来时，阅读它们就有了价值。你可能会问，既然德鲁克写的那些东西既无创见又无特色，既然他的书充其量不过是他思考的简单释义，那我们何必劳神费心地去读呢？我们干脆去读精编的德鲁克思想语录得了，为何要去读他的书呢？

    答案很简单。其实，德鲁克对管理思想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其观点的“现钞价值”，而在于形成这些观点的严谨的思想活动。观察他如何进行思考比研究他的思想本身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更深刻的启示。

思维的整体性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德鲁克著作的真正贡献在于专业化管理学科。然而，德鲁克思想更具价值之处在于其思考方式，而不是思想内容。首先，这些思想都明显体现了整体性特质。谈到管理的根本任务，德鲁克用实例说明必须将它们置于具体环境中来讨论。我们必须考察企业管理的历史背景——它是由各种传统和体制形成;我们必须审视企业管理的文化背景——它是由各种规范和价值观构成: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各自的优点;我们必须认识各种相冲突的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前提。总之，我们既要看到人类抱负的重大转变，也要看到人类对环境所设界限的顺应。

    其次，我们要兼顾现在和未来，一面密切关注技术发展和人口变化的速度、趋势和逻辑，一面慎重判断哪些现有的东西可以保存下来。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从其他领域汲取真知灼见。我们应定期从其他大型组织和不同文化中借鉴经验，来增进我们对管理的理解。

    哪怕问题再棘手，只要借助这种整体思维观，德鲁克就可以找出引发矛盾的关键假设，确立这些假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它们做出评价和分析。以他在《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中对“大公司魔咒”的长篇讨论为例， 德鲁克的论述完全不似“大公司”的支持派或反对派那样激烈，而是追根溯源，探讨企业经营逻辑的生成根源，进而揭示出人们对这一问题普遍的错误认识。

    德鲁克发现，反对大公司的人，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一样，其实有意无意之间是在与假想中的垄断作斗争。而支持大公司的人，则是在保护垄断。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垄断和大公司不是一回事，自然也不该混为一谈。然而，德鲁克却能够从争论的焦点入手，质疑其历史和逻辑依据。他写道:“垄断理论，目前仍被当做真理广为接受。它赖以成立的假设前提是——供应总是有限的，而需求总是无限的——这个假设在十八世纪时是正确的。”

    但这一假设并非始终成立，在某个历史阶段它可能是对的，但却未必在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正确。由于德鲁克深谙垄断这个词的渊源，而且了解过去和当前经济环境的结构性差异，所以能够将误入歧途的讨论拉回正题。

    还有一些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在《经济人的末日》( 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书中，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这一非理性现象，德鲁克追溯其历史背景，从而破解其背后的“合理性”。德鲁克分析道，欧洲人理想中的经济体制是:独立自主，受到合理的法律法规的制约，但是一战和大萧条摧毁了欧洲人对经济体制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信仰。沿袭数代的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世界观轰然坍塌，法西斯主义正好乘虚而入，占领欧洲人民头脑的正是它的“非理性”—一为个体的身份和地位提供非经济性基础。在此，德鲁克通过剖析早期思想体系中令人想不到的细枝末节，道破了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现象的实质。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旁论以及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作的著名述评，也体现了类似的破解深度。他写道:

    “凯恩斯的著作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在工业化社会和信用经济体系中，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假设已不再适用。但是，他的著作却旨在恢复和保留其基本信仰，即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的基本制度:最主要的是，他的著作旨在保护市场的自主性和自动性。在一个合理的体系中，这二者无法并存:凯恩斯的政策是魔咒，是方剂，目的是让明明不合理的行为变得合理。”

    德鲁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也大致如此，将那些仅存在于工业化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定条件，当成了普遍存在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