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优先推动能增加市场参与度的改革
尽管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与日俱增的金融杠杆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他们却很难在放缓信贷增长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速的稳定。我们认为,纠正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并推动必要的市场改革实际上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我们比较担心长期来看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会放缓。自从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以降低国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来,已经有了一些进步。然而,国企仍然占据增值投资和固定投资总额的近1/3,同时,尚存国企的规模与影响也越来越大。
开展市场改革对于中国全面应对效率带来的挑战来说十分重要。政府应着重减少其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国企私有化进程,并通过放宽对私有部门的监管,减少对国企的保护,引进更多的市场竞争。
考虑到国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实现私有化比较务实的方法是继续推行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拆分竞争产业中国家垄断企业或寡头企业,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同时,应该推动公司治理改革,以限制政府的行政干预。以上举措可以使市场更具规则,以股份认购、股权收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鼓励国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从而提高国企的效率。
政策制定者应限制国有部门享受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对私有部门的监管,促使所有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公平竞争。比如,虽然自2005年起私人投资者就被允许设立航空公司,但由于政府对机票最低价有所规定,直到今天,航空部门仍然被几家国家寡头企业垄断。这一现象迫使很多私有公司选择离开航空市场。
尽管在有些部门仍面临挑战,私有经济整体而言实现了增长。如今,民营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国企,占所有工作岗位的75%,对GDP的贡献则占2/3。根据资产收益率来看,民营企业也远比国企更更具生产力。尽管私有部门的资产收益率超过国有企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这一差距仍在加大,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图4)。如今,民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已经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以上了。
图4. 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资产收益之间的差异在逐渐拉大
注:数据涵盖2000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来源:先锋国际基于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得出。
今年将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因此不太可能有较为重大的改革。尽管如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的增长——尤其在许多服务领域——所带来的供应瓶颈,中国的国企需要更有效率,私有部门则需要有更大的市场参与度。一个具有活力的私有部门将成为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最重要力量。
最后一项必备要素是创新
在市场改革的基础之上,创新应是中国促进生产力复苏的最后一根支柱。中国在鼓励创新和创业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并在朝国内消费、服务和技术方面转型。到2015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将会达到100万例,远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图5)。中国前五大品牌均为创新的技术公司,这与五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候排名靠前的品牌几乎全是国有银行和重工业制造商。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人力资本的深化,中国的技术公司不再仅仅靠模仿美国的技术巨头发展。中国大学入学率的增长(24%)毕业率的增长(19%)远超美国(分别为8%和5%)。
拿微信举例。微信一开始只是对美国WhatsApp软件的模仿,如今已发展成为一站式网上生活服务平台。微信用户可以在这一个应用程序里付款、发送虚拟“红包”、记录健身目标、打车和网购。截至2016年,中国手机支付的总价值已经超过美国近50%。
电子商务也实现了更广层面的发展;中国的网购人数自2010年以来已经翻了三番(达到了4亿人),消费者网购的人均消费量也是如此。中国的电子商务零售商还有许多商机,因为中国一半的交易仍通过线下进行(图6)。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GDP会因为聊天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支付而增长2360亿美元,相当于这两个平台各位GDP贡献了1%-2%的增长。
注: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来源:先锋集团基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计算得出
行政、财政、金融、资本市场及其他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也能够推动创新。建立风险资本市场,如风投公司,能够为创业者和小企业融资提供帮助。同样,中国也应该继续推动教育,以深化人力资本,并通过税务激励政策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此外, 继续推动市场改革能够增强竞争,从而实现更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监管,简化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都是值得改革的地方。这场由消费者引领的数字革命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能够为“旧”经济恢复下行趋势提供缓冲。
中国能否实现下一轮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推动国企改革,加大私有部门参与度以及鼓励创新的能力。这三项举措能够为市场竞争打下基础,使得效率最高的企业能够更快获得成功,同时加大信息的透明度,以便企业做出更好的投资与资源配置决定。尽管解决这些问题极富挑战——尤其是国企改革,因为国有部门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社会之中——但中国如果要想保持5-6%的发展道路,就必须采取这些举措。为了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提高到3%,以应对中国转型期间资本存量增长放缓、劳动力缩小所带来的冲击5。但推动高速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想必能为中国的领导人带来一丝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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