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流程：信息创造价值

 我们兄弟四人都患有一种每个男人都不想有的毛病：前列腺癌。大卫的症状最为严重。在1992年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后，大卫的病情已处于晚期。在经历化疗失败以及随后的手术治疗后，大卫在56岁才第一次结婚，并与妻子朱莉亚生下了三个孩子。但是后来，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已经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能够根除这种疾病。因此，激素治疗成了唯一能抑制癌细胞的手段。他开始竭尽全力地寻求治愈可能，了解病情知识，寻求最好的治疗手段，这让他又活了20多年。

    正如父亲所说，逆境是一种隐藏在痛苦表象下的赐福。对诊断以及各种治疗手段弊端的体验，让大卫逐渐成为一位对癌症研究领域充满热情的慈善家—他开始致力于造福全人类。

 大卫对癌症治疗事业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一所研究院，探索癌症治疗的新理念以及新的治疗技术和工具，从而达到改善癌症诊断和治疗效果，以及预防癌症的目的。这不难理解，大卫天生具备工程师思维，对探索预防与治疗疾病的新技术和新工具，他自然有着无穷的能量。

 大卫建立的研究院，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公共区域，都充满鼓励互动与推进合作的氛围。此外，加强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也是研究院的基调。

 这所研究院被命名为麻省理工学院大卫·H.科赫综合癌症研究院（David H. Koch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Cancer Research，简称科氏研究院）。

 它通过跨学科方式，将生物学家、药剂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临床医，生以及生物、化学、机械和材料领域的科研人员汇集到一起。在我看来，这所研究院就是一个典型的创新组织，因为它所秉持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创造良性利润所需的五个维度之一：知识流程。

 知识流程根植于特殊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让参与者通过自发性地分享探索成果而进行创新，这正是科氏研究院的做法。本章的核心，就是通过知识分享流程，打造创新组织。 

自发性知识分享

 科氏研究院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五项计划，它们也是在控制癌症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这五项计划分别是：开发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癌症治疗手段；研制新型的癌症诊断和监测设备；从分子和原子层面研究癌细胞的转移机制；通过对癌症病情发展路径以及与具体癌症治疗药物的抗药性进行系统性分析，研制有针对性的抗癌药物；对抗癌的免疫系统进行工程再造。

 科氏研究院采取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原则显然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创造出大量新机会。通过结合工程学、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知识，科氏研究院必将在抗癌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不管目标是治疗癌症、研发体积更小、运行更快的智能电话，还是开发更有效、更环保的尼龙制造工艺，突破性创新都需要内部自创或从外部获取知识，并分享和利用。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就是科氏工业的知识流程。知识流程体现为机制和指标两个方面：机制能让我们及时了解全球各地的发展状况，而指标则对如何完善愿景提供反馈，并根据最优化信息及探索结果衡量我们的进展状况。

    我和妻子利兹曾到科氏研究院参观大卫夫妇对研究院的贡献。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大卫的眼里始终啥着泪水。同样令我感动的是，在这所研究院中，面对形形色色的顽疾，生物学家和工程师们使用的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即波兰尼在《科学共和国》中提到的方法，它始终是我最常翻阅的书。

 在《科学共和国》中，出身化学教授的哲学家设想了一个致力于“走向未知未来”的“探索者社会”。目前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研究中心，正是用生命的价值体现了这一愿景。研究中心的精英汇聚在一座气势宏伟的办公楼中，而这座大楼的出资者就是我的兄弟大卫。

 这所遵循波兰尼的设想而创建的科氏研究院，再次让我坚信，无论是在科学、商业、体育还是其他领域，每个追求卓越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这种方法，加入这种特殊类型的知识流程。在科氏研究院的奠基仪式上，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博士（Dr. Susan Hockfield）说：“我们汇聚了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面对尚不清晰的遥远目标，他们的思想极富探索性。因此，我们尽可能让他们开展独立研究，因为我们完全有信心，这个群体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和高瞻远瞩，是任何个人智慧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