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方式及症状

 学习方法大不相同，因此知识工作者尽快了解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十分重要了。学习的时候，有些人喜欢记笔记，有些人喜欢函授，有些人喜欢听课，不一而足。如果知识工作者能够花点时间去找出自己的认知方法和学习方法，并且下决心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其生产力就能出现大幅的提高，而且工作的时候也会更为轻松。德鲁克在此指出，沟通、认知与学习的行为，都会受到一些障碍的影响，而这些障碍是有其症状表现出来的。找出这些障碍，能够帮助知识工作者提高其绩效。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就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有干扰的症状。[35]这些干扰的模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德鲁克在其自我管理理论中提请我们注意的认知方法这一概念。

 知识工作者和管理者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工作方法值得关注，比如喜欢单打独斗还是团队协作，喜欢发号施令还是接受任务，喜欢有条不紊的还是开放自由的工作环境，善于做决策还是提出顾问意见，等等。德鲁克还强调，对不同决策选择的评价标准有所不同，常常是因为组织内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价值观有所不同。因此，知识工作者应该建立起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标准，以提升自己的归属感。就德鲁克个人而言，他觉得自己对人的话题更感兴趣，因此最终辞掉了资产经理的职位，选择去做一名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德鲁克并非在向读者宣扬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是在提醒他们，读者需要明白自己所做的选择，并且明白自己这种选择的内在理由。只要在了解了自身的各种长处，了解了自己的表现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之后，知识工作者才能搞清楚自己究竟归属于哪里，搞清楚自己想要做出怎样的贡献。最后，知识工作者也有责任搞好公司的各种关系和沟通，因为这些都是维持组织中的互相信任所需要下功夫做的。

 结论

 上述提到的学习模式对知识工作者来说已经必不可少，因为他们的工作寿命较长，除非他能够用自我更新的策略武装自己，否则就会受到厌倦工作、过度劳累以及其它导致神经衰弱因素的困扰。因此，德鲁克向知识工作者提倡学习，并使用了“你的后半生”及“平行职业”这样的词，以此强调其与前半生或第一职业同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德鲁克是第二职业的理论家，从更广的含义上说，第一职业只是为人的老年活动做准备而已。除了威尔第之外，他还引用了相当多的例子（包括克劳德·莫奈、巴勃罗·毕加索、帕布洛·卡尔萨斯和马克斯·普朗克），并最终在社会学的背景下探讨了知识工作者的流动性。他也将美国——一个允许要求知识工作者流动性的国家——与那些实行终身雇佣制的国家进行了比较。至于对于他们是否喜欢“稳定”，太过稳定是否是“固化”的一种表现这样的问题，他就留给读者自己思考了。[36]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对德鲁克而言，主体的典型就是知识工作者，而学习则是实现流动性的必要方式。他并不认为每一个主体都希望实现流动性，也承认那些鼓励学徒制训练方式或是更倾向于“有组织的固化”的经济模式本身也是有自身价值的。并不是所有工作者都能够跻身知识工作的行列，而对那些已经成功转型的工作者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能够并且必须对自己加以管理的知识工作者群体的兴起正在改变每一个社会。”[37]然而，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描述及其背后蕴含的欲望理论，不能与迷信学习相提并论。将知识工作转变为社会流动性，才是德鲁克眼里知识工作者命运的关键。从更大的层面来看，知识工作者的流动性正是国际化的经济体制——也即所谓的全球化——背后的社会变革的缩影。

[35]见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 (1901).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 由泰森, 亚伦译, 理查德, 安吉拉编. 伦敦: 企鹅图书出版社, 1991.

[36]关于知识工作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动/固化问题，见斯里尼瓦桑, 希瓦·库马尔 (2007). “请在家里工作: 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固化,”维卡尔帕: 决策者杂志, 32(1), 1-13.

[37]见德鲁克 (1999). “自我管理”, 21世纪的管理挑战,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