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级合伙人学习

 20世纪30年代，德鲁克搬到了伦敦，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师，之后又到一家私人银行做经济师和执行助理。而他下一个学习的对象，正是这家银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这位高级合伙人有一天把德鲁克叫到办公室，跟他说在他上一个工作岗位（证券分析师）上做得很好，但现在要转向新岗位的工作，在新岗位上做好就更好了。这对德鲁克而言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基于这一观点建构了“失败的晋升”这一理论。在德鲁克看来，晋升有时候是失败的，因为得到晋升的人很可能还在按照老岗位上的要求在工作，而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原因之一则可能是没有人向自己那位高级合伙人一样对他加以指点。[27]德鲁克此后甚至还就此话题写过一个有趣的管理学案例。[28]此外，德鲁克还表示，当他问自己的客户为何会有如此业绩的时候，客户常常说是因为有一个“早已逝世的老板，曾经像那位伦敦的绅士一样，迫使我思考新的岗位有什么新的要求。”[29]这种重新定位，本身并不困难，但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局外人点出症结，并将其推往一个新的方向。大多数老板不这么做，怕自己会不受员工欢迎；但如果员工愿意接受这样的反馈的话，其成果将对其发展十分有利，成效惊人。

从决策报告中学习

    德鲁克提醒人们注意的另一种学习形式，与耶稣会士和加尔文教派采用的决策方法有关。这是他们在撰写书面决策报告时的一个习惯，首先仔细思考这个决策可能的后果，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检验它的结果。很快，这样的做法就让决策者意识到自己的强项，也明白了自己的决策技能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提高。德鲁克表示自己已经使用这样的决策方法五十年了。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就是让决策者认识到自己为了“持续学习”必须要做的事情。[30]

 向熊彼特学习

 德鲁克的第七个学习经历，来源于他和父亲——一位业已退休但仍十分资深的维也纳公务员——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会面。在德鲁克父子俩的记忆里，熊彼特在维也纳时是个 “浮夸、傲慢、粗鲁而自负”的不可一世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再次会面时，已经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最后一年了。他身上的转变与德鲁克父子俩的记忆截然不同，他俩也从未意料到过。德鲁克的父亲当时开玩笑地提醒熊彼特他年轻时候的理想，想知道他是否能回忆起他们曾在维也纳的日子。据说，熊彼特听到这个问题笑了笑，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要成为一个能够与漂亮女子谈情说爱的情圣，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骑手，也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直到最近他才意识到，他真正希望未来人们记住他的原因，是他是一位“将好几位聪明的学生教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31]此外，熊彼特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就是超越“书本与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他意识到，“一个人如果不能为他人的生命带来变化的话，也就没带来任何变化。”[32]德鲁克与逐渐衰老的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这次相遇，是前者学到了人究竟希望因何而被铭记的问题，也学到了年龄变化的而过程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理想，同时仍让其不忘为他人生命带来变化的。

 所有的这些学习经历在德鲁克看来可以归结为一件事，那就是知识工作者应为自己的教育、成长和工作负责任。尽管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新颖的”结论，但德鲁克自己作为知识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就能很好地印证这一点。为上述事情负责任，就是德鲁克眼里新千年中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伦理。这也是延续了德鲁克的后续作家们所提出的个性化概念的核心。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查尔斯·汉迪。[33]这就是德鲁克的学习理论。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德鲁克的学习理论与欲望相连接，连接的纽带则是追求崇高的方式，要么诉诸置于高尚中心的美学客体，要么通过存在主义影响他人的生命。在本文的后半部分，我将尝试解读这一学习理论，以及预设于主体性理论之中的欲望这一概念。然而，在解读的时候一来就利用精神分析法并非必要，因为德鲁克的自我管理这一概念里已经内置了主体性的理论。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利用精神分析法，以建立起德鲁克两个理论——即学习理论与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关系。

[27]在对失败的晋升这一问题进行精彩分析的过程中，德鲁克曾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一直很有能力的人“突然变得没有能力了呢？”在他看来，原因就在于“这种人在新岗位上做的仍然是使他在老岗位上得以成功并为其赢得该次晋升的事情。他们变得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能力，而是他们做错了事。”见德鲁克 (1997). “重塑个人,”德鲁克看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功的对话, 107-108.

[28]见德鲁克, 彼得 (1977). “失败的晋升,” 载于管理学案例, 伦敦: 威廉·海曼出版公司, 印度重印版, 1979, 106-111. 我很感谢印度金属学会艾哈迈达巴德分校WAC小组成员的帮助，他们给我介绍了彼得·德鲁克这份卓越的案例集，包括上述列举的这件案例。

[29]见德鲁克 (1997). “重塑个人,”德鲁克看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功的对话,108.

[30]见德鲁克 (1997). “重塑个人,”德鲁克看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功的对话,109.

[31]见德鲁克 (1997). “重塑个人,”德鲁克看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功的对话,109-110.

[32]见德鲁克 (1997). “重塑个人,”德鲁克看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功的对话,110.

[33]汉迪做过诸多实验，包括知识工作者、企业与个人成长的理论、知识工作者的作用、各种职业生涯及其他主题。这些实验都与德鲁克作为知识工作者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的案例形成对照。有关这些内容，可见汉迪, 查尔斯 (2006). 我自己与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伦敦: 威廉·海曼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