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主体

 对德鲁克而言，要理解主体，首先要理解的就是认知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学习的方法。学习主体的典型范例就是知识工作者，但两者并不必然完全相同。不过，两者之间有足够的重合，能够让我们将其视作同义词并以此展开之后的讨论。只要知识工作者除了要对组织承担其他责任外，还需要对自身进行管理，学习及学习方法所带来的挑战就会显得相当重要。而这种管理自己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需求与流动性息息相关。知识工作者如今的寿命长过一般的组织，而与工业部门中的传统体力工人相比，他们的寿命是后者的两倍还多，因此他们必须为这么长的工作寿命做好准备。同时，与传统的劳动力相比，知识工作者的选择也多得多，这也迫使他们不断对人生不同领域的各种选择加以思考。换言之，如今一个普通的知识工作者所要承担的，是上一代的领导者才会承担的责任。知识工作者面对这些针对他们的需求，不得不问自己一大堆问题，他们的身份如何，优势在哪儿，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是什么，哪里最让他们有归属感，他们能为组织做什么样的贡献。他们不仅需要学会如何管理好与他人的关系，还需要为后半生多做打算。要了解德鲁克所谓的知识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就必须要对上述话题有所研究。

 反馈分析

 在工作的历史上，寻找个体的优势其实是一个较新的理念。在传统社会里，子承父业，继承的是作为某一阶级或社群成员的社会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有关他们人生选择的存在主义问题早已有了答案。因此，寻找个体的优势就没什么必要了，因为即便他们的优势跟他们出生所属的领域有出入，对个体而言，也没有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改变方法。但人们一有了选择，了解个体的能力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在德鲁克看来，要想了解个体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反馈分析。人们写下自己作出决定的理由，并在之后的某一时间回过头来检验是否正确。此外，人们应当重视自己十分擅长的能力，同时无需太过在意那些自己完全不懂或不会的东西。因为“让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变成资质平平的人，所耗费的精力和功夫，远远大于让一个表现一级的人提高到十分出色的水平。然而，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老师和大多数组织——都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将一无所知的人变为资质平平的人上了。但这些精力和资源——还有时间——应该用于将一个有能力的人打造成十分出色的人上。”[34]

 阅读型还是聆听型？

 知识工作者需要了解自己学习的时候主要是阅读型还是聆听型。认知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而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够在两方面都十分擅长。德鲁克曾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例，认为他不知道自己主要是阅读型的。在德鲁克看来，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统帅的时候，在记者会上总是表现得很好。这是因为他有机会提前阅读这些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此外，艾森豪威尔给麦克阿瑟将军撰写演讲稿的时候也十分出色。由此可见，他更偏爱书面文字。然而，等他当上总统之后，在记者会上的表现就不那么尽人意了。因为他没有利用自己阅读型的能力，反而想要以聆听的方式来作官方交流。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两位前任——富兰克林·F·罗斯福和哈利·S·杜鲁门——都属于聆听型。这两位总统都习惯于用口头的方式获取各个事务的简要信息。艾森豪威尔接替他们之后，并没有意识到，总统获取信息的方式是书面还是口头这一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罗斯福和杜鲁门只不过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官方要求其他总统也必须使用这种方式。

 林登·约翰逊则犯了相反的错误。他本人其实是聆听型的学习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参议员。但他入驻白宫之后，他的行为却成为了阅读型的，这是因为他的前任约翰·F·肯尼迪召集了一大堆写手——小亚瑟·M·施莱辛格、比尔·莫耶斯等——来为他撰写备忘录和报告，并用书面的信息向他传达信息。结果书面简报成为了白宫事实上的惯例。约翰逊忘记了肯尼迪的速读能力十分出众，他也忘记了，如果自己觉得口头报告更让自己舒服，完全不用选择书面的形式。上述的例子都比较极端，主人公本来是阅读型的，却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想要变成聆听型的，或者正相反。但这并不代表对知识工作者而言，非此即彼，两者完全相互排斥。尽管如此，德鲁克举的这几个例子仍然很有趣，因为这些例子提醒我们，不仅要利用自己的长处行事，还要知道作为知识工作者的自己，其核心长处是怎么来的。因此，不仅对总统而言，对所有知识工作者来说，有必要了解自己更喜欢阅读还是聆听，并采取必要的修正措施，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完成繁重的任务，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34] 见德鲁克 (1999). “自我管理自”, 《21世纪的管理挑战》,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