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林肯并不只是一个诚信模范而已，这从历史学家对于其价值观，尤其是在人权方面的价值观的解释有多么多样化就可以看出。有些学者，比如威廉·李·米勒和理查德·斯特尔认为，林肯一直以来都站在道德的基础上反对奴隶制，他那些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另外一些人，比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和威廉姆·杰纳普则反驳说，林肯从来没有将废奴的重要性提到其拯救联邦的终极使命那样高。多萝西·罗斯则提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观点，认为林肯把对国家的信念看做是一种道德力量，而把废奴仅仅看做是实现拯救联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策略：“林肯当然很乐于见到在‘必要’的前提下给予奴隶制猛烈一击的机会。但是，让整个国家保持完整一直是他至高无上的道德关怀，而有朝一日将奴隶们解放了，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因而，在当今学者眼里，林肯不只是一个“拯救了联邦”或者“解放了黑奴”的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于当代的解读者来说，其动机仍然显得难以捉摸。借用大卫·布莱特的话说：

尽管人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心理方面、宗教方面、法律方面、语言方面、性方面和道德方面进行研究，试图将林肯盖棺论定，林肯所独有的变化性、成长性和矛盾性（乃至其自己所描述的可塑性）都使得他足以长久地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尽管政治理论家列奥·斯特劳斯及其门徒精心刻画了一个坚守原则、行为一致的林肯形象，以此来宣扬其保守的主张，林肯对我们大家的影响力却来自其令人惊叹的矛盾性。很显然，这一点使得政治上对立的双方都可以拿林肯来说事儿。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克劳德总结的诚信的六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评价领导者诚信的方法。

真诚地与人交往的能力

林肯和他的内阁成员、军官们、士兵、政治对手以及美国人民都建立了非常真诚的关系。大家一致公认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一个招人喜欢的人，尽管他关注自己的仪容仪表和举止风度，但在和他人交往时却表现得非常真诚。身居高位的林肯为了保持和普通美国人的血肉联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事实上，他总是希望能够和普通公民保持紧密联系，这种做法让他的顾问们颇为头疼。威廉·西沃德就曾经抱怨说，“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平易近人了，不管其所交往的人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林肯不会轻易拒绝别人接近他，他称开放的民众接待处是“民意的浴场”。正是因为他有意愿、也有能力与普通公众打交道，林肯被他人视为“更像一个随时就可能去造访的邻居，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首脑”。

身为律师，林肯特别擅长记住人的名字，他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与人产生关联，他急民所急、忧民所忧。尽管在政治竞选活动中，他确实利用了“砍木人”这一形象，但是这一个形象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的，而是建立在他特别擅长与人沟通这一真实的能力之上的。林肯本人其实其貌不扬，又高又瘦，这反而有益于其事业的开展；和外表光鲜的麦克莱伦不同，骑在马上的林肯看上去总是显得不协调，而且他总是穿着不搭调的裤子和外套。他的乡下人形象也许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权宜之计，但是正如历史学者理查德·卡尔瓦丁所说的那样，“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对普通民众的兴趣只是演戏而已。”林肯所表露出来的同情心是真诚的。他定期与联邦军战士见面，去医院、战场和在华盛顿的驻地去看望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些士兵们都相信总统是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林肯多次试图改进联邦军的条件；1864年，他将临阵脱逃的惩罚从处以极刑改为战时关押。林肯与其顾问、战场上的战士和美国民众之间的真诚交往使得他能够平息美国历史上极其艰难困苦的一段时期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