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德性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全然回归。在很多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念都只是其时代的反映，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些理念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12种美德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是否充分，是否完整，是否相关呢？我们应该继续扩大他的这个清单，还是应该用其他一些对当今社会更重要的美德来替代其中一部分美德呢？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不断地对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反映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托马斯·阿奎纳在其《神学大全》一书中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清单，加入了“神学上”的美德——关于信、望和爱的基督教理想。在《道德原理探究》一书中，大卫·休谟将美德定义为人类观察家认为有用或者认可的品质(因此是基于感情而不是理性的)。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哲学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道德准则基于理性。近些时候，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指出，美德因时间和文化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其突破性的作品《追寻美德》一书中，他提出，社会需要回归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此来修复自启蒙运动以来过度强调个人主义所造成的伤害。麦金太尔指出，人是一个共享的历史叙述的副产品，建立整个社群都认同的共享价值观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些价值观必然会因其所在的社群及其独特的历史而产生变化，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在共享的价值观中找到根基，要有别于每一个个体都独立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的那种社会。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需要理解不同文化和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历史背景，并理解某一组织或社会共同认可的美德。尽管传统上人文学科的探究主要聚焦于西方的文化生产，但是其精神却包括对于更宏大的哲学问题的开放式探索。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组织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同样宏大的文化和哲学问题。例如，正如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执行副总裁埃尔默·约翰逊所说的那样，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建立合资公司，促使通用公司去应对人的激励、尊严和意义等宏大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因为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不得不考虑向非西方文化学习，学习一些应用于工作场所的基本真理。丰田系统背后的理念，如果用西方宗教和伦理传统的语言加以表达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但又极其深刻的。首先，企业中的每一位雇员都是有天赋、有才华、有能力的，这些天赋、才华和能力是互补的。认识到这种互补性，公司才能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其次，在企业中必然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权威和责任，但是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的精神性的一面远远地超越了狭隘的商业目的。相应地，要尊重所有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三，在人的价值观与我们合法的商业目的之间可能经常会存在某种张力，但是二者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二者是互相促进的。

通过分析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通用汽车(至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管理哲学，随后他们又发现“商业性的公司通过建设一个道德的社区能够更好地服务其股东和顾客”。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更强调开放式的自由探究，因此无法开出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关于美德的处方和清单。相反，作为人文学学科的管理学更推崇对问题本身的探索。这样一个主张可能会让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对此类语言表述感到不习惯或者不舒服，陷入某种烦恼之中，但是，事实上，将组织视为一种道德实体这一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大家都熟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重商主义的观点；斯密在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指出，应该把竞争用做一种监管力量来控制一味追求自我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他更早的作品《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寄望于人的同情心来缓解追求自我利益与追求更大的善之间的张力；我们的理解是，在斯密的道德体系中，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而他人会限制我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大多数人都已经把斯密哲学中的这一组成部分抛诸脑后了，提到斯密，大家只模糊地记得所谓“看不见的手”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把他们本身看做是一个合乎道德的体系，掩盖了真正的道德体系。在亚当·斯密之后，有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自我利益无法作为一种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