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

西方历史上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剧烈的转型（transformation） 。我们正在跨越笔者之前的著作《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中所称的「时代分水岭」。在短短数十年内，社会自行重组：从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政治架构、艺术到关键制度，皆是如此。50 年后，出现一个新世界。届时出生的人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祖父母辈生活其中，并养育他们父母辈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貌。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这种转型，在转型之后，创造出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便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13 世纪曾发生过一次这种巨变，当时欧洲世界几乎在一夕之间，变成以新兴城市为中心：城市的工商行会（guilds）出现，成为支配社会的新兴团体，长途贸易也复甦；哥德式新建筑开始矗立，展现都市化且务实的中产阶级化风貌；西恩纳派（Sienese，指 13 至 15 世纪盛行于意大利西恩纳市（Siena）的画派。） 新绘画蔚为风尚；转向以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为智慧的源头；城市大学取代偏远乡下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新城市修会如道明会（Dominicans）和方济会（Franciscans）崛起，负起传教、授业、传道灵修（spirituality）的使命；在数十年内各地方言兴起，取代了拉丁语；但丁（Dante）开创了欧洲文学。

两百年后，下一轮大转型发生在从 1455 年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到 1517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宗教改革的这六十年间。这是文艺复兴昌盛时期，于公元 1470 到 1500 年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精神重现；欧洲人发现美洲；西班牙成立步兵团，是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随着解剖学的重新发现，进一步导向科学研究；西方世界普遍采用阿拉伯数字。同样的，生活在 1520 年的人也无法想象，他们祖父母辈生活其中并养育其父母辈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貌。

再下一次大转型始于 1776 年，那一年有美国独立革命；瓦特（James Watts）改良蒸汽机，使其臻于完善；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 Wealth of Nations） 。这次转型在近 40 年后于滑铁卢（Waterloo）结束，这 40 年间诞生了现代所有的「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工业革命，都出现在这数十年内。还有现代大学的创建：1809 年（柏林大学） ，教育开始普及。这 40 年间，犹太人获得解放，到 1815 年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家族财雄势大，其金权已凌驾君王贵冑。这 40 年可说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同样的，活在 1820 年的人都无法想象，其祖父母生活其中并养育其父母的世界，是什么样貌。

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这种转型期，但是这次不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其实这是一次根本的大变革，变成不再有「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只是两者都已「西方化」。当前的转型究竟是始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约在 1960 年崛起为经济大国？或是始于计算机的出现，使信息成为核心？目前尚无定论。我个人认为是始于第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  I  Bill of Rights） ，它为每个返国的士兵提供上大学的费用，如果早个 30 年前，即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作法绝对会被视为毫无意义。这项权利法案加上美国退伍军人的热烈响应，象征着转向知识型社会。后世的史家大有可能会把此事，当作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

显然我们目前仍处于转型当中；事实上要是以史为鉴，那此次转型要到 2010 年或 2020 年才会完成，可是它已经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面貌。1990 年出生的人，谁也无法想象其祖父母（也就是我这一代）成长其中，并养育其父母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貌。

由 1455 年展开的转型期，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转变成现代世界，这一转型期直到 50 年后，才首度有人尝试去理解而有成果：哥白尼（Copernicus）在 1510 年至 1514 年期间所写的《短论》（Commentaries ，即地动说） ；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 1513 年写的《君王论》（The Prince）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绘于 1508 年至 1512 年，集文艺复兴艺术之大成的西斯汀礼拜堂（Sistine Chapel）穹顶画作；1540 年代天主教会在特利腾大公会议（Tridentine Council）上展开重建运动。

接下来是两百多年前由美国独立革命迎来的那一次转型，在 60 年后才有首度的理解和分析，也就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着 的两卷《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分别于 1835 年和 1840 年出版。

我们进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够久了，足以对资本主义时代和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进行检视、修正。因此本书将对我们刚经历过的时期，采取新的看法⋯⋯从这个有利的新角度看到的某些事，可以说让笔者感到相当惊讶，或许读者也会有同感。

现在就预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样貌，当然是冒险之举。对于会出现哪些新问题、新的重大课题何在，笔者相信我们已有相当程度的掌握。我们也能描述，在许多领域什么会行不通。但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多半仍隐藏于正在孕育的未来中。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前重整中的价值观、信念、社经结构、政治理念、制度乃至世界观，将会引导世人走向一个怎样的世界，必定和今日任何人的任何想象，迥然有别。某些领域的基本转变已经发生，尤其是在社会与社会结构方面。新社会将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 non-socialist） 、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一点几乎已可确定。另一件已确定的事，是新社会的主要资源将会是知识。这也意味着，它必然是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在政治上，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已自 400 年来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变到多元体系，民族国家将只是其中一个（不是唯一的）政治整合单位。在笔者所称的这个「后资本主义政体」（"post-capitalist polity"）里，它是组成要素之一（虽然仍是关键要素）；在那个体系中，跨国、区域、民族国家、地方乃至部落层级的架构，相互竞争，同时并存。

这些是已经发生的事，因此才能加以描述。这正是本书的目的。

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

仅仅数十年前，当时大家都「知道」，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如今我们都明白，下一个社会，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不过我们大部分人也知道（至少感觉到），先进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 ，或称已开发国家、发达国家）正在脱离任何可称为「资本主义」的事物。市场当然仍然会有效地整合经济方面的活动。但是在社会方面，先进国家已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正快速成为新的「阶级」社会（a society of new "classes"），并以新的重要资源为其核心。

资本主义社会以两个社会阶级为主：拥有并控制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和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疏离、遭剥削、无法自立的工人。无产阶级先因「生产力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那场革命始于马克思逝世的 1883 年，至第二次大战后不久在各个先进国家达到巅峰。到 1950 年左右，产业劳工不再是「无产阶级」，但仍是「劳工」，他们似乎支配着每个先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后来随着「管理革命」（Management Revolution）的展开，制造业蓝领工人的人数开始迅速减少，其权力和地位更是明显地开始式微。到2000 年时，在所有先进国家，生产和运输商品的传统工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都不会超过1／6至1／8。

资本家很可能更早就已经盛极而衰，大约在 19 、20 世纪之交，最晚不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媲美他们的权势和显赫，如美国的摩根（Morgan） 、洛克斐勒（Rockefeller） 、卡内基（Carnegie）、福特（Ford） ；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蒂森（Thyssen） 、拉特瑙（Rathenau）、克鲁伯（Krupp） ；英国的蒙德（Mond）、冠达（Cunard）、利华（Lever） 、维克斯（Vickers） 、阿姆斯壮（Armstrong）；法国的温德尔（de Wendel） 、施耐德（Schneider） ；日本的大财阀家族如三菱、三井、住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皆已被「专业经理人」所取代 ，这是管理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当然世上仍有众多的富豪，他们仍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交版。但他们已成为所谓的「名流」，在经济上几乎已变得无关紧要。就连在财经新闻上，报导重点都集中在「受僱的经营者」（hired hands） ，即经理人身上。要是谈到钱，也是在讲这些受僱的经营者「高得离谱的薪水」和分红，而他们本身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所有权。

先进国家的资金供给和分配，愈来愈掌控在退休基金（而非旧式资本家）的手里。1992 年美国的退休基金拥有全国各大企业半数的股本，而这些企业近一半固定债务(fixed debt）的债权，也落在这些退休基金手中。这些退休基金的实益拥有人（beneficiary owner ）当然就是美国的受僱者。若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受僱者拥有生产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俨然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也仍然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退休基金由「新式资本家」管理：无面孔、无姓名、受薪员工，他们是这些退休基金的投资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管理人。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实质、具控制力的资源和具有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现在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工，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不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

转变成知识型社会

迈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笔者甚至在 1950 年以前，即首次着墨于「受僱者社会」（employee society）。十年后，大约在 1960 年，我首创「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和「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等名词。拙作《断层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1969）里首次谈到「组织型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据 40 年的研究写成。书中关于政策及行动的大多数建议，都已经成功通过时间的考验。

一直要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分崩离析，才彻底显现我们已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新社会。唯有此时像本书这种著作才写得出来：不是预言而是描述，不是探讨未来，而是呼吁当下即刻行动的书。

马克思主义在道德、政治、经济方面皆已破产；且各国共产政权的垮台，并非「历史的终结」（如 1989 年广受宣传的一篇文章所宣称）。即使对自由市场最深信不疑的人，恐怕也不敢将这场胜利吹捧为「救世主复临」（the Second Coming）。但1989 年和 1990 年的变局，不只结束了一个时代，也意味着一种历史（one kind of history）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溃败，使得一种由世俗宗教主宰的 250 年历史走到了尽头，我称之为「靠社会拯救的信念」。这种世俗宗教最早的先知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国度，是这个信念的极致精华与神圣化身。

不过，摧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那些力量，同样也使资本主义变得不合时宜。自 18 世纪下半叶起的 250 年来，资本主义是主导的社会力量。而过去 100 年来，马克思主义是主导的社会思想。这两者正迅速被截然不同的新社会所取代。

目前已来临的新社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重申一次：这个新社会必定会用已通过考验的自由市场，作为其经济整合机制。它不会是「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也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各种建制会存活下去，但其中有些建制如银行，可能会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可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架构、社经动能、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的重心，跟主导过去 250年的重心不相同，由此一重心界定的议题，催生了种种政党、社会团体、社会价值体系、个人的和政治的理想。

借用经济学者的说法，基本经济资源：「生产工具」，不再是资本，也不是天然资源（即经济学者所称的「土地」） 或劳动力。现在和将来的生产工具都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核心活动，不再是配置「资本」于生产用途，不再是「劳动力」，这两者是 19 、20 世纪经济学理论的两大支柱，不论是古典、马克思、凯因斯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例外。创造价值现在要靠「生产力」和「创新」， 这两者都是把知识应用在工作上。知识型社会中的领导群体，将是「知识工作者」：懂得如何分配知识于生产用途的知识执行者，一如资本家懂得如何分配资本于生产用途；包括知识专才、知识受僱者。所有这些知识人几乎都会受僱于组织。但他们和资本主义中的受僱者不同，他们同时拥有「生产手段」（ means of production）和「生产工具」（tools of production） ，前者是透过退休基金，这些基金在所有先进国家，正快速兴起，成为唯一真正的企业主；后者是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自己的知识，到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所以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挑战，在于知识工作及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挑战，在于其第二阶级：服务工作者的尊严。服务工作者一般而言，欠缺成为知识工作者必备的教育。在每个国家，服务工作者都占多数，即使最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

后资本主义社会，将由价值观与美学观的新二元对立法，加以区分。那不会是英国小说家暨科学家、政府官员史诺（C. P. Snow），在他所着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59）中，写到的「两种文化」：文学与科学，尽管这种区分法有其道理。新的二元对立将是「知识分子」与「经理人」的区分，前者关心字词和理念，后者关心员工和工作。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而达成新的综合论点（synthesis） ，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哲学和教育的一大挑战。

（……）

第三世界

本书关注的重点在于先进国家：欧、美、加、日、亚洲大陆上的新兴先进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开发中国家。

这并非因为笔者认为开发度较低的国家不重要，或比较不重要；那种看法太荒唐。毕竟世界上有2 ／3 的人口住在第三世界；到目前的转型期结束时（约 2010 年或 2020 年），第三世界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4 。不过我也认为，在未来一 、二十年内，非常可能出现惊人的新「经济奇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可能在一夕之间，自我转型为快速成长的经济强国。这样的转型数量，甚至可能远比我们刚开始谈论「经济发展」以来的过去 40 年还要多。

经济快速成长的所有要素，都出现在中国大陆沿海都市化地区，北自天津、南至广州，那些地区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又十分重视学习；历史悠久的开创精神；和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海外华人」联系密切，可以利用到他们的资本、交易网络、知识人口。如果北京方面能和平放弃对政治和经济的箝制，上述所有条件将得以发挥效果，进而释放出爆发性的创业潮。拉丁美洲的大国，同样提供充足的国内市场。墨西哥也许已在「起飞」阶段。巴西若能鼓起政治勇气，仿效墨西哥成功的例子，放弃 1970 年后采行的自杀式失败政策，其转型速度可能出乎大家预料。至于东欧前共产国家可能创造什么样的惊奇，更是无人能够断言。

但先进国家在第三世界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除非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能迅速发展，否则先进国家会被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潮淹没，因为这样的人潮将远超出先进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承载的极限。

但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体的各股力量，源自于已开发世界，是从已开发世界发展出来的产物和成果。要解决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体的挑战，答案不会出现在第三世界。若要说有什么已证明完全行不通，那就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第三世界领袖们的承诺：印度的尼赫鲁（Nehru）、中国的毛泽东、古巴的卡斯楚（Castro）、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非洲的「黑人传统精神」（Négritude，「黑人传统精神」又译为「黑人性 」或「黑人精神 」，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黑人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概念 。主张黑人与黑人文明的独特贡献 、价值观和特性 。）倡导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格瓦拉（Che Guevara）。他们保证，第三世界会找到不一样的新解答，创造新秩序；这些承诺迄今都未曾兑现。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体的挑战、机会、问题，只能从其根源处下手，也就是已开发世界。